英文原文于2020年9月12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历史学家Joseph Scalice于8月26日进行了一场讲座，详细地曝光了毛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CPP）在法西斯主义的菲律宾现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崛起掌权期间所提供的帮助。Scalice还探究了斯大林主义在菲律宾的这种背叛的纲领性根源，以及它如何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成为所谓的资产阶级进步派（比如这次的杜特尔特）的附庸。
在演讲前一天发表的CPP出版物《人民（Ang Bayan）》特刊的一篇采访中，CPP创始人何塞·马利亚·西松试图通过诽谤和完全不实的攻击来骑劫该事件，他诽谤和攻击Scalice是拿CIA钱的特工和“托派分子”。 西松还指责Scalice在进行“赤色标记”，即指认民族民主运动中的组织与CPP有关，从而让其中的活动者成为被迫害或暗杀的对象。 其实，不仅CPP和其傀儡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广为人知，而且要对杜特尔特和他的杀人小队负主要政治责任的也是帮助其上台的西松和CPP。
西松于8月31日在另一本《人民》的特刊的另一篇采访里继续对Scalice进行恶毒的攻击，该专访主要是用斯大林主义的两阶段理论来维护他的主张，即菲律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根据两阶段理论，像菲律宾一样的国家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从而将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放到遥远的未来的第二阶段。
西松惊慌和歇斯底里的反应清楚地表明，该党正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该党的危机本身与菲律宾自身日益恶化的危机紧密相关，而这又被COVID-19大流行病和全球经济迅速恶化所加剧。在协助杜特尔特上任并最初支持他血腥的“禁毒战争”之后，CPP和菲律宾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有势力的派别一起，转向了副总统勒尼·罗布雷多（Leni Robredo），并试图通过公然撒谎来掩盖其过往的记录。
CPP几十年来的各种投机主义的操作已经疏远了青年和工人群众中广泛的阶层，而这一事实正反映在对Scalice讲座的广泛兴趣中。正如《人民》在对西松的第二次采访的介绍中指出的那样，“有关此事的学术和政治言论显著增加，尤其是在菲律宾青年中。” 但是，仅对CPP的背叛行为感到厌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了解其在斯大林主义中的理论根源，并拿起托洛茨基主义作为革命性的替代选择——而这正是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试图用如山的谎言来掩盖、 用凶恶的清洗来噤声的。
西松在第二次采访中为他在政治上破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点辩解。这是孤注一掷的一着棋，目的是阻止对CPP的支持大量流失，并打压来自其队伍中的一切质疑。
菲律宾当然仍是一个受帝国主义统治的被压迫国家，但声称它是“半封建”则完全不符合现实。西松只专注于国家内部的发展和国情，从而论述道，菲律宾的经济处在一个发展迟滞的阶段，只有一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因而他称这个状况为半封建制。但是，在菲律宾和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封建或半封建关系，而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任何还继续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都完全服从于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要求。
西松对菲律宾社会的错误评估，是为了合理化CPP的投机主义行为，即寻求与所谓的国家资产阶级进步派结盟，给菲律宾群众造成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基于斯大林主义的毛主义变种，这种错误的评估也构成了一种趋向的基础--不是趋向工人阶级，而是趋向于农民和农民的游击战，并以此作为对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手段。
与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同伙不同，CPP尚未将其M-16步枪和军装兑换成议会和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想尝试。 它与杜特尔特实际上的结盟已经使得其傀儡组织的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而这只是CPP最近一次的尝试。同时，在农村地区，其武装团体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规模和作战区域正在缩小，并且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其地方部队已各自与当地的企业建立了自己的联结。
西松是在他化名Amado Guerrero写出的《菲律宾社会与革命》一书中首次阐述了他“半殖民半封建”的理论。这个论点在50年前是错误的，今天仍然是错误的。 在接受采访时，他进行了精心的歪曲，以“证明” 农民仍然构成了菲律宾社会的一大部分，尽管无产阶级人口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在泛马尼拉地区就拥有2000万人。而这不仅是菲律宾内部的巨大变化，也是全球经济中的巨大变化。
他声称，菲律宾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缺乏一个拥有自己的机械制造工业的自给自足的工业基础，并且不能“生产机床，车辆，计算机，基本化学制品，药品和其他资本货物以及主要制造品”。 然而，随着过去40年来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自给自足的工业基础。 所有国家，包括最大的美帝国主义，都被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这指出了西松论点中的根本缺陷——他的分析都局限于在一个狭隘的国家框架之内。列昂·托洛茨基在1928年对第三国际纲领草案的批判中解释说，在当今帝国主义时代，即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时代，“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以完全通过或主要根据本国发展的条件和趋势来制定其计划。”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面前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纲领？ 9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了。在国家的框架下，工人阶级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问题：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反民主和独裁的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菲律宾的工人所面临的压迫性的环境——更不用说那数百万被迫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正是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生产过程的产物，而这只有通过建立工人阶级的国际运动才能抗衡。 西松指出了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灾难。 尽管如此，但是过去40年中的生产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随时启动或关闭的政策，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深刻的客观变化的结果。
西松称赞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和苏联的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但不能为两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任何解释。 生产的全球化破坏了所有基于国家经济调控的国家层面的改革，在中国和苏联等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引发了深刻的危机。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体制的全部存在都是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拒绝，因此他们清算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中遗留下的成果，向全球的资本敞开了大门。
西松在政治领域的伪造与理论领域的伪造相辅相成。对他自己所主张的菲律宾是“半封建社会”孤注一掷地辩护时，他挖出了老旧的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歪曲，并设法将它们全部塞进一句话里。
“托派分子”，西森宣称，正在推行“早就失去了信誉的托派路线，即菲律宾革命不应分为两个阶段，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是紧迫的问题，人民民主革命是没有必要的， 农民和中间派资产阶级是反动势力，应该被排除在民族统一战线之外，应该摒农村包围城市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工人必须进行全部的革命斗争，并且不向农民群众分享权力。”
首先，两阶段理论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是他们的政治对手孟什维克的观点。孟什维克试图使工人阶级屈从于俄国的“民主”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立宪民主党（Cadets）。 列昂·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也确立了，在诸如俄国和菲律宾这样的资本主义滞后发展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天然地无法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
而这并不是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完成的民主任务——包括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土地改革——是不存在的。 相反，资产阶级无法实现它们。资产阶级一方面屈从于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又与农村的大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 在20世纪，面对着资产阶级的是它的死敌，即直接威胁着它的利益的无产阶级。要有重塑社会所需的大规模革命动荡，就必然要动员起工人阶级。而当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时，就会威胁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宣称托洛茨基主义将农民视为“反动力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陈述。 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农民是一个异质的、分散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能力独立自主行动。农民中的上层与大地主和农村商人相融合，而其中的下层则是无地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 因此，农民将会跟随城市中两个主要阶级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这样，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担子就落到了有着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的肩上。 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样做时必然会使用自己的阶级方法，并开始深度介入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也就是说，民主任务将与社会主义任务的开端融合在一起。
在1917年之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在俄国，被人口如汪洋一样巨大的农民包围着的弱小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时过早。 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于1914年揭开帷幕，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对社会主义来说已经不止是成熟了，而是已经开始腐烂。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都必须要将其斗争在国际尺度上扩展，并与为推翻全球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相结合。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正是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这个纲领指导了十月革命，使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权力。 新的苏维埃政府立即将农民没收土地的行为合法化，并向国际工人阶级寻求支持。在这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国无产阶级的规模，或是在我们在讨论的菲律宾工人阶级在1969年或今天的规模，而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国际性阶级的特性、和它在与资产阶级抗争时在生产资料中的核心角色。
而且，正如对苏联初期的任何考察都会表明的那样，指导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念并不是一场在全球同时发生的起义，那是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故意夸张和扭曲。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发展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政党，以此来发展、加强和协调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 正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初所预言的那样，斯大林对这个纲领的拒绝和他采用的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会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受到破坏和背叛，并且最终会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而在中国这个例子里，它是斯大林主义的毛主义变种，是基于农民和武装游击战的产物，产生了诞生于1949年革命的畸形工人国家。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其农民军队，在革命前后都刻意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 毛泽东版本的“一国社会主义”比苏联更迅速地走到了死胡同里，因此，毛泽东在尼克松1972年的访问中转向了美国帝国主义，以此来试图将中国从这个死胡同中解救出来。而这为1978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
Scalice博士的讲座针对西松和CPP的伪造与谎言提供了一剂重要的解药，并对他们的斯大林主义政治进行了揭露。在过去和现在，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性的替代选择都一直存在着。这个替代选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的，即托洛茨基主义。而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一直在为此而战斗。在国际上重新涌现的阶级斗争之中，更必须要有清晰的理论和政治认知：要理解过去的失败和背叛为什么会发生，并要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其辩护者中的政治教训来建立革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