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Joseph Scalice博士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举行了这场讲座。这场讲座的内容是：菲律宾共产党（CPP）及跟随其政治路线的各路组织在2016年对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支持。为了研究CPP这项政策的历史和政治根源，Scalice探索了CPP与其对手政党，菲律宾共产党（PKP）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所采取的的行动之间的历史相似性。在那个时期，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正在逐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Joseph Scalice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后，并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的博士学位。他专长于菲律宾近代革命运动的历史，聚焦于这些运动如何被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政治转变所影响、所塑造。他的博士论文《革命领导组织的危机：戒严与菲律宾的两个共产党，1957-1974》探讨了两个斯大林主义政党，PKP和CPP之间的政治对抗，以及他们在费迪南德·马科斯1972实施戒严中所扮演的角色。
CPP的创立者，何塞·马利亚·西松，对于针对CPP的批评十分敏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谴责Scalice博士是拿着CIA钱的特工。通过给斯大林主义的CPP做下的背叛建立历史记录，Scalice博士使菲律宾和国际上的工人阶级获益。WSWS呼吁它的读者们发出声明来支持Scalice博士、反对西松和CPP的诽谤。
下面是这场讲座经过编辑后的文字稿。讲座的视频在这里。讲座的幻灯片可以在这里下载。
我想感谢南洋理工大学（NTU）协助举办这个博士后讲座系列、促进学术研究。NTU的教职人员对我和我在这里的工作都十分支持。
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是研究菲律宾的两个共产党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极其丰富且相对来说没怎么被使用过的一手材料，我将研究聚焦在了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上。当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像我之前的很多学者一样，我想我会去写CPP的历史，从它的创立一直到今天。我想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会建立在访谈记录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发些我走上了一条很多之前的学者都已经走过的路。但是，当我在大量的当代的文字记录中四处发掘时，这些记录将从前未知的视野打开了，我从而发现了该将什么作为我工作的核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不能从CPP的建立开始，而必须要去到更早的时期，去仔细研究它为何要从PKP中分离出来，以及在分裂之前CCP早期成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发现我几乎不可能一直写到当下。要写的内容太多了。因此，最后，我的研究变成了关于如何会有两个彼此对立的共产党，以及这两个政党在1972年实施戒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相关的文字记录十分丰富：宣传页、传单、小册子、宣言和新闻通讯。这其中的很多都是各种组织的单页印刷品，来自于广泛意义上的民族民主运动时期。我将来自各种档案里一万页的记录电子化，通过艰难的工作，来尝试重建出每个文件是在哪一天写成的。然后，基于阅读当时报纸上的记录，我试图把每个文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叙事中去。在过去的六七年里，我读了八个不同的日报和一些新闻周刊的每一期。这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久来完成我的研究。
看到有这么多人对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感兴趣，我感到十分满足。讲座的题目是：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滑稽剧，马科斯，杜特尔特与菲律宾的两个共产党。然而，一些对场讲座的兴趣来自于上周爆发的一场争议。菲律宾共产党（CPP）的创立者何塞·马利亚·西松，也称乔马·西松（Joma Sison），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攻击我。
在8月18日到8月25日这一周里，他发布了一张篡改过的我的照片，里面我戴着小丑的鼻子和头发，一个“我爱托洛茨基”的别针，拿着一本关于如何扭曲历史的书。他还写道我是“一个病态般狂热的反共分子，和一个装作托派学者的CIA心理战中的特工”。我想指出，这些是诽谤。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声称我是一个“CIA心理战中的特工”。
他接着声称道，“对于叛国、暴虐、种族灭绝、劫掠和欺诈的杜特尔特政权的崛起和他当下犯罪般的统治，国外的托派分子——像Joseph Scalice——和在菲律宾境内的，都徒劳无功地试图以此为由指责合法的民主力量和革命力量。”
CPP在他们自1969年就有的旗舰刊物《人民（Ang Bayan）》上发了一份特刊来攻击我。在一篇很长的访谈中，西松又一次将我称作“拿了CIA钱的特工”——重复着同样毫无根据的诽谤。
他声称，“我知道Scalice写的那些狂热反共和反斯大林的作品有一些时日了，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我之前忽视他，是因为美国的同志和朋友们告诉我，他作为一个托派分子和拿着CIA钱的特工的身份已经被广泛曝光了。他受雇来关注菲律宾共产党（CPP）和我写过的作品，然后以攻击和曲解我来谋求职业发展。”
他接着说了下去——而我当然无意把他说的所有内容都讲一遍——但是我还要再读一段他的话：“Scalice既是一个说谎者，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反共特工。事实上，他可以说是一个使杜特尔特杀人小队获益的疯狂告密者。”
西松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实他对我的恶毒指证的证据。他没有任何认真尝试探讨我的学术工作的意图。显然，他相信，他能够仅仅通过给我贴上一堆诉诸偏见的诽谤标签来让我的学术工作变得不值一提。
现在我想指出，他在《人民》特刊的字里行间里的霸凌行为，是带着一种非常真实的威胁的。一直以来，这个政党都是和刺杀政治异见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口中，“托派分子”这个名字就是要进行物理清算的威胁了。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在全世界，有关这一点的历史记录都十分清晰。
但是，我不会被西松所霸凌，也不会上钩，和他在他这样粗俗的政治层面上有所交互。我将继续进行我的历史讲座。
面对他的攻击，我收到了来自学术界和记者们极大的支持。他们发表公开宣言来支持我，而我希望对那些前来维护我的人表达感激。除此之外，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orld Socialist Web Site）发表了一篇声明，捍卫学术自由、历史真相和我的学术工作。我也对他们的捍卫表示感谢。
在这场争议爆发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公开声明，回应杜特尔特政府暴力针对一些与民族民主运动（那些广泛的跟随CPP政治路线的组织）有关的活动者。在几周的时间里，至少有两名民族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残忍地杀害。我想读一下我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声明。
“那些知道我的学术工作的人也会知道，对于菲律宾共产党（CPP）的领导层和各种附属于它政治路线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我在我的历史作品里持极其批判的态度。”
“因此，我想要在一点上十分明确：面对国家、准军事和义警组织对这个政党和其相关组织的攻击，我毫无保留地捍卫他们。”
“对Randall Echanis的谋杀是一次对菲律宾劳动民众的攻击，标志着向着警察国家迈出的一大步。”
“要抵抗独裁的危险，工人阶级必须要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团结起来。”
“我对于CPP和其盟友组织的反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他们一直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并且一直在试图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置于他们和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形成的联盟之下。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即斯大林主义的纲领，CPP的领导层拥抱了杜特尔特，协助他上台，并淡化独裁的危险”
“因此，我对于这个政党的领导层和其政治纲领的反对恰恰是在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出于与我反对这个政党的理由相同的根本原因——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面对国家和其准军事力量对与这个政党相关的组织的攻击，我公开宣布捍卫他们。”
现在，不论是西松还是任何与CPP有关的人都没有承认这个宣言，即使很多学者和广泛的公众热切地回应了这个声明。西松宣称，我是个向杀人小队告密的人。
毫无疑问，杜特尔特的杀人小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自从杜特尔特上台，禁毒战争就在全国的层面开始了。
杀人小队手下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他们来自棚户区，他们是开三轮车的、卖鱼丸的小贩、从未被指控过犯罪的小罪犯，他们每晚却都在被杀害。有些谋杀是由没有批准令的警察实施的。更有甚者，有些谋杀是由准军事组织和义警团体实施的。
我能找到的最近的来自政府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作为禁毒战争的一部分，已经有6000人被警察杀死了。然而，从常出现在媒体中的记叙来看，我们知道，被准军事组织和义警团体杀害的人要比被警察杀害的人多上几倍。现在很难准确地评估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通过使用菲律宾警察的官方数据，再用上我们已知的准军事杀人小队手下和警察手下受害者的人数的比例，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受害者的总数。这样一个计算显示，大概三万受害者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大略估算。
我认为这个可以背得上“种族灭绝”的标签了——以禁毒战争的名义来对穷人进行种族灭绝。毫无疑问，你会在国际上的媒体中看到说，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在菲律宾的民众中压倒性地受欢迎。我认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些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探查之后，会得出一个远远更复杂的叙事的。那些发现80%的人支持禁毒战争的调查，同样也给出了另一个极少被引用的数据：10个菲律宾人里有8个都害怕他们会在禁毒战争中被杀害。
所以，如果你正在接受调查，并且承认你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么你会同时宣称你反对禁毒战争吗？我认为，不论做出怎样的反对禁毒战争的公开声明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作是类似死刑的宣判。我不认为禁毒战争是很受欢迎的。
在西松对我的公开攻击里有这样一条，他说，CCP支持过杜特尔特政权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西松写道，“只有一个托派分子才会把两个交战的政党之间的和谈解释成对杜特尔特的支持和对人民的背叛”。要明确的是，这不是我的论点。我没有攻击和谈行为，也没有声称这是CPP支持杜特尔特的方式。就像我接下来要展示的那样，他们对杜特尔特的支持比这更加明显和彻底。
我想将西松的声明里的这句话单独拿出来：“说CPP支持了杜特尔特政权在司法框架外杀害穷人两年，这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在我接下来回顾历史证据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牢记这句话。
我原本打算将这次的讲座主要聚焦于一系列与一个更早的时期有关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相似之处，即1969年到1972年这段时期，以及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上台。但是，既然西松明确声称说CPP支持过杜特尔特政权这件事是个谎言，我觉得有必要首先仔细回顾一下当代的记录。
听众中的很多人毫无疑问记得，当杜特尔特刚就职的时候，民族民主运动和CPP对此相当热情。现在，他们一直否定当时这热切的支持。我们被告知这些从没发生过。前几天，有人在我Facebook主页上写了一条评论，我觉得格外准确。他说，“感觉好像是我们被煤气灯熏得神志不清了”我认为这个描述某种程度上很真实。
在我开始回顾证据之前，我想再讲一点：我不知道，也并不特别在乎谁是或者不是CPP的成员。这我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信息，而且假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公开它。除了知道CPP里那些公开出现的面孔之外，我并没有掌握这样的信息。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菲律宾有着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中有很多组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导向。我并非在指控这些组织秘密地被共产党（CPP）控制着。我不是在给他们打上赤色标签。我所宣称的是，他们和CPP有着相同的政治路线。我会十分仔细地探究这个政治路线的本质，但是，这个路线归根结底就是，去寻找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并与之联盟。
民族民主运动不仅一直有这样一个和CPP相同的导向，而且不知为何，总是和被CCP认定为进步性的力量结盟。
那么，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是谁呢？在六十年代，杜特尔特是CPP青年团体的成员。在八十年代，他是新爱国联盟（BAYAN，民族民主运动的的一部分）的领袖之一。我们会知道这些是因为乔马·西松这么说过。杜特尔特的势力在南部城市，达沃（Davao），开始崛起。在那里，他迅速作为一个邪恶的政治人物——杀人小队的首脑——而出名。由于他的名声，当时的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将他带进了她的反犯罪委员会。杜特尔特在2002年的反犯罪峰会上发言，声称“就地正法罪犯始终是最有效地遏制绑架和毒品的方法”。
我想将杜特尔特的几条发言单独拿出来讲。我选择这些发言是因为我想说明，杜特尔特并没有在2016年才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法斯西式的人物。他过去的记录已经够清楚了。
调查杜特尔特手下的达沃杀人小队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说，“没有任何一个参与义警谋杀的人蒙了面”。换言之，这些行动都有官方的授意。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杜特尔特作为市长的十年里，他治下出现的几百具尸体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证据。
民族民主运动对此的回应却不是反对。2009年，民族民主运动里的加布里埃拉妇女党（Gabriela）议员，Luz Ilagan，在马尼拉时报（Manila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来称赞作为市长的杜特尔特。她说，“市长值得我们的支持。那些不在这个城市的人不能理解市长做了多少来维持我们现在享有的秩序。杜特尔特的领导招牌保证着我们的安全。”
这个声明中有些真实的成分。在杜特尔特任职市长期间，义警谋杀的受害者反正不是民族民主运动的成员。他们不是政治活动者。事实上，CCP和NPA（New People’s Army, 新人民军——译注）甚至都没有被针对。针对的目标是穷人，和现在在他总统治下受难的是同样一批人。
让我们快进到2015年。杜特尔特现在被带到了国家的平台上。他变成了菲律宾人所知的“可以成为总统”的人。2015年1月，杜特尔特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一面CPP-NPA为他挂起的镰刀锤子旗之前，他宣布，如果能当选，他会废除国会，将包括社保在内的政府资产私有化，并与CPP形成一个联合政府。他承诺，乔马·西松将会成为新成立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署的领导。西松，这位共产党（CPP）的创立者，在Facebook上回应道，“杜特尔特市长应该成为总统”。
记住，CPP支持过杜特尔特这件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2015年5月25日。在一场电台采访中，面对一个称在九十年代有超过1000人被杀人小队在这个城市被杀害的人权观察报告，杜特尔特的回应是骄傲地确认他是这个杀人小队的首领，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著名的发言：“如果我成为总统，这个人数会变成十万人。我会将这些尸体喂给马尼拉湾里的鱼。”
我不得不说，很多媒体和不少政治人物本来该将这个发言当做一个对大规模谋杀的承认、一个令人发指的政治宣言、和一个明确的警告，但是他们却都回应说杜特尔特是在开玩笑。如果我之前在讲座里估计的三万个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接近准确数据的话，杜特尔特是在试图实现他的承诺。
2015年7月，有一场为新人民军队（CPP的武装团体）的领袖之一安排的仪式。这个人叫Leoncio Pitao，作为Ka Parago为人所知。这场仪式被安排在达沃。没有任何掩饰这个活动的尝试，没有任何对安全问题的担心。CPP带来了巨大的人群来致敬这位“革命领袖”。台上挂着CPP的旗帜，“统一阵线万岁！菲律宾共产党（CPP）万岁！”。舞台的中央挂着镰刀锤子和来复枪的图片。毫无疑问他们唱了《国际歌》，然后CPP就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作为演讲嘉宾带上了台。这个一个月前刚宣称他会授意对十万人的谋杀的杀人小队领袖，CPP给了他上台发言来致敬他们领袖的机会。
记得吗，CPP支持过杜特尔特，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CPP在达沃画出涂鸦来宣扬武装斗争、纪念Pitao。Pitao的头像旁边就画着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到了2016年的大选，以他一贯多变的作风，当官方的宣布竞选总统的时间段已经过了之后，杜特尔特做了件不寻常的事情。他退出并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人，Martin Diño被选作了杜特尔特政党的候选人。
民族民主运动在寻找一个可以与之结盟的总统候选人。他们锁定了Grace Poe，2013年他们就为她竞选参议员背书。人民爱国联盟（Makabayan Coalition）的参议院候选人Neri Colmenares和她在同一张选票上。
然后，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杜特尔特宣布他又决定重新加入竞选。Diño让位，杜特尔特再开始竞选总统。这给民族民主运动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已经和Poe正式联合了。他们不得不和她一起、帮她竞选。
然而，在棉兰老岛（Mindanao）以及整个菲律宾南部，Anakbayan、Anakpawis和他们的附属组织都没有帮Poe，而是帮着杜特尔特竞选。整个地区的竞选卡车上都挂着Anakpawis、Neri Colmenares和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海报。
在这些举动的核心的，是一些来自达沃、与民族民主运动有关的人，特别是Anakpawis的代表Ayik Casilao。来自他本人Facebook上的照片显示，Anakpawis在这整个地区的宣传上都用了举拳礼——杜特尔特的个人标志。
五月，民族民主阵线在棉兰老岛的候选人Casilao和民族第一党（Bayan Muna）的Carlos Zarate签署了一份公开声明，里面写到“要完全支持推定的总统候选人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有些马尼拉的民族第一党的代表震惊于之前已经帮Poe竞选过的民族民主运动这么快就转而支持杜特尔特。五月的时候，西松在Facebook上公开批评了这些代表。他写道，“你不能只去攻击资本家….甚至在我们说服买办们、和他们商谈的时候，我们可以和民族资本家合作….我们的蜜月期才刚刚开始。我们在和他沟通。他给我们提供了职位。”
2016年6月10日，西松在一场各种组织的青年领袖的集会上进行了一个格外恶劣的演讲。他声称，“杜特尔特作为达沃的市长时，他认识到并赞赏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为有需要的妇女和儿童创建设施。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他还表达了憎恶。”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
杜特尔特因为开强奸“玩笑”而臭名昭著。这些“玩笑”是类似于，他拜访实施过强奸的男人时，会招呼他们说，怎么不让他先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挑逗性地向女性记者吹口哨。当CPP终于与杜特尔特起了冲突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其中呼吁军队去攻击CPP的女性成员，向她们的阴道开枪。
这不是一个“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表达了憎恶”的人。
我还要说的是，当西松谈起捍卫女性权利的时候，他的话也没有多可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CPP一直维持着一个政策：惩罚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女性干部。这是因为CPP的部分领袖怕疏远他们在天主教会中的盟友。女性日常被排除在CPP的政治领导层之外。
西松在6月10日对青年领袖的讲话中继续说道：
“我们可预见的是某种党和杜特尔特之间的联合政府，而共产党（CPP），和其他爱国和进步的力量一起，会参与其中。这会是一个统一全国、和平和发展的政府…. 现在出现的问题则是：能否在不进行人民战争的情况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他现在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新人民军要在和杜特尔特的联合政府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他确实给出了明确的提议。
“在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革命的武装部队可以成为环境和工业的守卫者。武装部队的合并是允许的。”
新人民军中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他们拿起武器的时候都相信，他们是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战。这些年轻人相信，这个国家里极度的贫穷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西松宣称的是，CPP的武装团体——包括加入他们队伍的那些理想主义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会变成产业的保安。记住，西松提议的是，这个转变会在民族民主政权下，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发生。NPA要保卫的是私有的资本主义公司。他还继续说，NPA的干部可以整合进菲律宾武装部队里去，而这个部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镇压、残忍地折磨、和谋杀过CPP的干部。
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马上就显露出了这个总统任期的性质。法新社在6月12日写道，“在一场夜间突袭中，武装警察在菲律宾首都的各处拘留大哭的孩子、晕头转向的醉汉、和赤膊的男人，这让我们一撇生活在即将上任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的独裁治下会是什么样的。当孩子夜间被发现独自在街上，他们的父母会被投入监狱。”在新政府治下的第一周，死亡人数就在不断增加。受害者的尸体散落在街头，身旁是血迹斑斑的写着标语的纸板，而这些暴行的图像则出现在菲律宾媒体的首页上。
民族民主运动没有简单直接地支持杜特尔特。他们支持的是禁毒战争。Anakbayan的秘书长，Einstein Recedes，在6月26日写道，“我们相信对穷人来说，杜特尔特针对危险药品和犯罪的战争是一个福利。”
新爱国联盟的秘书长，Renate Reyes在7月4日写道，“直白地说，他是一个盟友。”虽然他承认新爱国联盟和杜特尔特之间有“分歧”，但却解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如果总统每次说了什么令人不赞同的话时我们都马上反对的话，这会削弱结盟的。”他向他的读者呼吁，“我们至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这就是民族民主运动所担心的。如果他们警告公众，说杜特尔特正在动员一场法西斯式的大规模谋杀，这就会削弱他们和总统的联盟。
杜特尔特就职时，新爱国联盟为此发了一篇声明《人民的百日议程》。里面写道，“菲律宾人民因杜特尔特的民族主义和支持人民的政策声明而兴高采烈。”
杜特尔特的就职演说之后，他们被迎进总统的马拉坎南宫。他们在那里将宣言展示给杜特尔特，并和总统一起举起拳头拍照合影。
西松在他声明结尾的开头宣布，“杜特尔特总统万岁！”
记得吗：CPP支持过杜特尔特这件事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杜特尔特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这是一篇漫无目的的、粗俗的演讲，是我们现在不幸太熟悉了的那种。演讲的一部分是直接说给军队和警察的。“我不得不屠杀这些正毁掉我们国家的蠢货，”他宣称，“我告诉军队，如果你们看见了任何[罪犯]，开枪打他们，即使他们举白旗投降了，那也只和战争有关，和罪犯无关。开枪打他们，不要对他们有任何仁慈。”Anakbayan称杜特尔特的国情咨文是“一丝新鲜的空气”。
2016年6月26日，菲律宾共产党（CPP）的旗舰刊物《人民》上写道，“人民会完全支持杜特尔特为除掉和惩罚毒品集团所采取的的步骤。”两周后，7月7日，《人民》称，“CPP对杜特尔特呼吁与革命力量合作以打击各处的毒品贩运表示欢迎。”八月，Luis jalandoni在《人民》上宣布，“革命运动和杜特尔特的关系非常好。”
7月1日，杜特尔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表讲话，并在其中对CPP的新人民军发出呼吁，“用你们的袋鼠法庭来杀掉他们[被指证的贩毒者]，这样就能更快解决我们的问题”。CPP第二天用一篇题为《回应杜特尔特总统关于合作打击毒品的呼吁》的声明作为回应，称“党对杜特尔特总统呼吁与革命力量合作以打击各处的毒品贩运表示欢迎。”CPP说，他们“和杜特尔特总统一样，反对毒品交易”。
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死亡的已经有几百人。在总统的明确授意下，警察会对任何抗拒逮捕的人开枪。CPP也紧随其后。他们的声明继续说道，“NPA愿意和任何持械抗拒逮捕的人开战 ”。
在第二天CNN的采访中，面对着国际上的听众，西松宣布CPP会暴力镇压被指控的毒贩。当问及NPA的法庭要怎样给嫌疑人进行正当的法律程序，他说，在“革命的正义”被执行之前，“人民的检察官”会以证人证词的形式呈递初步证据。
CPP在“革命的正义”和“人民法庭”这方面有着很长的血腥历史。在八十年代，CPP以被军队的特工深度渗透为由，开始了一系列针对自己队伍的内部清洗。基于从折磨中得来的“证人”的证词，CPP谋杀了将近1000名它自己的干部。
再来回忆西松的声明：“CPP支持过杜特尔特政权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希望到现在为止，你们都已经清楚事实上到底什么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说CPP没有支持过杜特尔特才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支持、撤回支持、用谎言来合理化曾经的支持、然后掩盖过去——这些是CPP历史行为里很关键的一个模式。这是我想明确指出的一点。CPP的整个历史都被它的领导层篡改了。如果你只能从这个讲座里收获一点，那就是要热切地追求历史真相。
我想再指出一个CPP和民族民主组织支持杜特尔特的例子。这个例子对我来说格外令人愤怒。
以爱国青年（Kabataang Makabayan, KM），即戒严之前共产党（CPP）的青年组织的名义，民族民主运动和CPP将“Gawad Supremo奖”颁给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以表彰他的民族主义。
Gawad Supremo奖是爱国青年给出的最高奖项，仅仅只颁给过两个人——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和何塞·马利亚·西松。从很多角度来说，加入爱国青年的年轻人们都是一整代人里最好的那些。他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又不休止地工作。当我研究马科斯独裁政权前的那个时期的历史时，我对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奉献与投入深感敬佩。与此同时，我也对他们的领导层对待这种奉献的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反对。
把Gawad Supremo奖颁给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最终的背叛。那些五十年前与独裁进行斗争的人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所经受的痛苦，都被变成了一块俗不可耐的奖章，为了政治联盟，挂在一个法西斯式的恶棍胸前。
我想现在开始讲一讲历史。爱国青年曾经是什么样的组织？CPP与杜特尔特结盟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有指导性的相似之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
我的记叙从乔马·西松本人开始。我们关心的事件并不从某个个人开始，而且其中牵涉的历史远在西松之前。我们故事的根源开始于菲律宾共产党（PKP）的建立，那是一个更早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我很快就会解释我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确切含义。PKP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有一个庞大的农民羽翼，指导了一场农民起义，即虎克军起义（Huk Rebellion）。他们和日本的占领者战斗，然后又和新成立的国家战斗，并在五十年代大部分转入地下。我今天不能讲解这段历史。
我想将今天的讲座聚焦在PKP里那场导致了CPP建立的分裂，以及我将论证，这两个政党是如何促成了戒严的实施。PKP五十年代从冬眠中的重生、分裂、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在这些过程中，没有人比何塞·马利亚·西松扮演了更加关键的角色。
西松的背景格外具有指导意义。他来自这个国家里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的曾祖父，Don Leandro Serrano，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控制着吕宋岛北部最大的地产。西松自己说过，他的曾祖父拥有他故乡城镇的80%和其他四个基层行政区中的大块地方。他用这些地产里来的利润建立了“省内最大的宅邸。有25个房间，据说平铺面积有5000平米，还不算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宴会厅、一个小教堂、和一个四层的省内最大的仓库。”这些描述来自西松自己的根据他的采访写成的回忆录。
Don Gorgonio Sison, 乔马·西松的祖父，娶了Don Leandro的一个女儿。他是西班牙殖民政权下最后一个卡布高的总督。他在短命的菲律宾共和国期间成为了这个城镇的区长，并设法在美国人的治下保留了他的职位，成为了卡布高的市长。
截止到1921年，西松家族的产业包括巨大的烟草种植，有一整队农民佃户在其中劳作。西松的家族代表着那种拥有农户、四处都拥有土地的封建特权，这些土地又通过通婚被整合和分割。他处在一个巨大的家族关系网的中心。他的两个叔叔是国会议员，另一个是新塞哥维亚的总主教，而他的叔祖则是省长。他的另一个叔叔是菲律宾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是选举委员会（COMELEC）的领导。星期日弥撒时的前排跪凳总是预留给他的家族。农民佃户每天到他的房子来交租和要种子，来四处做杂务，并为能获得一些特殊考虑而恳求。所有的这些都塑造了西松的心理。
他的母亲1970年在Graphic Weekly上给出的一次迷人的采访中说道，她儿子（她称他作Cheng），“以前比我的任何其他孩子都更会四处支使女佣。女仆们总要一直服侍着他。他从来不自己做任何事情。即使是在浴室里，他也会叫仆人来给他递毛巾和衣服。”
然而，这个享有特权的世界正在消失。Don Leandro的产业是建立在稻米、烟草、靛青染料和龙舌兰纤维之上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二十世纪很糟糕。当蔗糖成为一种在全球都极其重要的单一作物之时，靛青染料和龙舌兰纤维却被合成染料与合成布料所取代。稻米生产的中心转移到了新怡诗夏省。烟草成了这个家族所有的主要产业，但是却不能维持他们之前的财富。
西松的父亲，Salustiano，想要支撑起这个家族的产业。他在1949年给他的舅舅，Vicente Mallari，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向内政部长转达，说他愿意成为政府的一个“秘密特工”。这封信现存于夏威夷大学，被西松的哥哥，Ramon Sison，收藏着。他写道：
“我从可靠的渠道获知，Sotero Baluyut部长在为内政部雇佣秘密特工，用于跟进现在关于打击吕宋岛中部和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异见者的政治动员。”这里他指的是虎克军起义。西松的父亲想要通过成为一个镇压虎克军起义的秘密特工来支撑家族的产业。
家族日益减少的财务来源意味着，西松的视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限制了的。他仍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孩子，但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经历的却是不那么封建化，而是更城市化，也绝对更受限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西松的兄弟姐妹们成了医生、牙医、和马科斯政府里的技术官僚，而西松自己热切地想“成为一名律师，去哈佛，然后当一个政治领袖”。他在菲律宾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而他的叔叔，Vicente Sinco，是这所大学的校长。Sinco确保了他的侄子获得国际合作署（ICA），即USAID的前身的资助。
正是在他研究生的时期，西松开始发展出政治倾向，这个倾向主要是被克拉罗·雷克托（Claro M. Recto）的思想所塑造的。
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雷克托以他呼吁“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演讲，塑造了一整个社会阶层的想法。他谈到的是菲律宾经济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滞后发展的国家的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菲律宾的经济被国际上的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主导着。而且，雷克托非常雄辩地解释道，菲律宾经济是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塑造的，而不是菲律宾资本家的。
雷克托于1957年2月24日在甲米地省的青年商会上发表的演讲很有代表性。他呼吁“由菲律宾的资产阶级来将国家工业化，而不是只阻止外国资本家进行工业化；由菲律宾资本来开采自然资源；发展和增强菲律宾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提高国家的收入，但不能是为了非菲律宾人的利益”。
这就是雷克托根本上最关心的问题——发展菲律宾的资本主义。顺着这个路线的相关措施，则是通过加西亚政府的“菲律宾第一”政策来实施的。美国资本在菲律宾的特权享有法律保障，被华盛顿写进了它前殖民地的法律里。因此，“菲律宾第一”针对的主要是中国商人的社区。他们成了替罪羊，资产也被剥夺。
最终，雷克托想要通过发展菲律宾资本主义来解决的那些问题，都没能解决。那些被雷克托的观点吸引的年前人开始意识到，如果要实现雷克托的想法，其背后就必须有一个群众运动作为推动力。保持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不够的的，而必须要有一个能被广大群众采取的纲领。
1965年，爱国青年（KM）成立不久之后，也是西松要求KM支持费迪南德·马科斯之前不久，西松在美国大使馆前发表了一篇演讲。据《马尼拉公报》报道，他告诉他的听众们，“我们和菲律宾资产阶级站在一起”。这就是他最根本的观点。
他在1966年发表的题为《作为政治活动者的民族主义者》的演讲中将这一观点表达地十分明确。他告诉听众，菲律宾社会划分为三个部分。
“从阶级倾向性、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左翼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翼，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又在内部包含左中右三层。中翼的左边这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我们称作小资产阶级的自给自足的小产业主；中翼的中间这层是民族企业家，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或者中间资产阶级；中翼的右边这层是部分投资当地产业、部分是买办的商人们。右翼则是由反民族主义势力组成，比如买办、地主、和他们狂热的学术和政治代言人们。”
而群众运动的政治任务是什么呢？西松继续说道：
“要想孤立由进步和民主的敌人组成的右翼，要想让平衡向这个方向倾斜，工人和农民中主要而广泛的力量就必须要去团结知识分子、小产业主和独立的手工业者，争取到民族企业家，并且至少要去中和在中翼右边的那些势力。这样获得的团结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或是反帝反封建的团结。”
工人和农民——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最根本的任务不是去为自己独立的利益而战，而是要去争取那些“中翼里中间的一层”，即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理念不好推广。西松在宣扬的，基本上就是下渗经济学。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名字，因为还没到里根的时代。但是，雷克托所宣称的和西松早期所阐述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如果你能增进菲律宾的资本主义，你就能大大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包括工人阶级的生活。让我们坦白地来说，告诉工人“支持你的老板，这会对你有好处的”，这根本不是一个能用来建立群众运动的好口号。
西松在研究生生涯结束后，在一个印尼共产党员，Bakri Ilyas的帮助下去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西松和印尼共产党（PKI）密切地一起工作，在那里的半年时间里，他学到了我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纲领。让我来具体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主义并不仅仅是大家惯常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机制——作秀公审、清洗、狂热崇拜伟大领袖。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但他们不是事情的本质，而只是这些本质必要的表现形式。斯大林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纲领。历史记录无比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政治纲领，斯大林主义是统治官僚的利益的表达，首先在莫斯科，随后在北京出现。以斯大林为最首要代表的这些社会阶层逐渐觉得，宣扬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发展苏联的国家经济可以。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资助并稳定了他们的特权。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条在根本上对立于从前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一个列宁从没想到过的路线——一国社会主义。这些官僚论述道，你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建立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更进一步，因此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最高成就之上，而这些最高成就里包括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因此，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全球的尺度上实现。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领导层早已不再宣扬这个观点。斯大林主义的纲领核心则是：一国社会主义。
并非苏联共产党中的所有人都接纳了这个观点。斯大林因为这个观点，遭到了列昂·托洛茨基带领的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与斯大林相反，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纲领。他争论道，只有国际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建成。因此，要做的政治任务是组织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来为社会主义而战。
服务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最首要的利益是保证和资本主义列强形成贸易和外交上的联结。它的货物需要市场，它需要供给来建立重工业，也需要边境的稳定。那他们要如何保证这些呢？他们能在谈判中拿出哪些砝码来？
斯大林和官僚们称俄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属于自己，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全球各地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指导这些干部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结成同盟。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获得群众运动的支持做交易，和全球的统治阶级进行谈判。为了创造一个理论来合理化对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斯大林主义者复活了一个旧理论。这个理论曾经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对手，孟什维克，提出的——两阶段革命论。
两阶段理论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比如菲律宾，革命的任务还不是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采取民族的和民主的举措，包括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两阶段理论称，在完成这些民族民主的任务之前，尝试采取社会主义的举措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任务本质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正因如此，斯大林主义者们认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一定还能扮演一个进步的角色——他们称这一阶层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派”。
所以，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纲领：一国社会主义、两阶段革命、以及需要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四阶级联盟。
托洛茨基和后来组建成了第四国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这个纲领，并争论道，在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本质上无法实施这些民族的和民主的举措。
以菲律宾的资产阶级为例，他们无法实施土地改革，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地主们的阶级。事实上，所有的大资本家们都属于有地产的精英。如果你研究CPP在过去五十年里结盟的历史，会发现他们的很多盟友都是蔗糖大亨。进行土地改革不符合这些势力的利益。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解释道，只可能由领导着农民的工人阶级按照他们自己独立的利益来实施，由此不得不采取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
解释过我说的斯大林主义是什么意思之后，我想探讨一下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有着怎样的政治表达。
1967年初，西松曾对一席年轻人发表讲话，其中引用了很多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曾说过：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注意，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有利。斯大林主义使用的还是雷克托的下渗经济理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遮掩。西松继续引用毛泽东：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西松对这个观点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先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存在，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今天，菲律宾所需要的是有意识的民族团结，它要足够强大，要能捍卫我们的主权、实现菲律宾的民主。在这之后我们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分化。”
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根据西松的说法，社会主义在菲律宾的前景就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未到。因此，必须要寻找进步的资产阶级并和他们结盟。
当西松还在PKP的领导层时，这个政党支持的第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代表是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Diosdado Macapagal）。
1962年，刚从印尼回来的西松被带进一个刚刚建立的、有五个成员的PKP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工会领袖Ignacio Lacsina。通过研究美国大使馆的保密文件，我发现Lacsina不仅是PKP执委会的成员，还是美国大使馆里的CIA代表的固定线人。Lacsina和他在大使馆的接头人定期会面，告知他PKP内部的情况。
六十年代一个更了不起的发展是一个菲律宾工党（Lapiang Manggagawa, LM）的成立。这个独立的工人组织成立于1963年1月，那时所有主要的工会合并成了同一个政党。这是前所未有的。Lacsina被任命为秘书长，LM里最有权力的职位。同时，西松成为宣传部副部长，负责这个政党所有的公共声明。
七个月的时间内，西松和Lacsina就将这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与马卡帕加尔总统的执政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 LP）融合成了一个。马卡帕加尔那时正与印尼的苏加诺（Sukarno）建立友好关系，而且PKI和PKP都将此视作在地缘战略上不结盟远动的更进一步。这是他们宣称马卡帕加尔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代表背后的动机。
西松和Lacsina将LM和LP合并的时候，政府正在野蛮镇压这个国家有史以来一些最尖锐的劳工中的动乱。1963年，3000名码头工人在马尼拉港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169天——使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关停。贸易关停。纠察线上的工人被政府的军队和工贼谋杀。有些工人死于营养不良，因为没有人拿到了罢工补贴。截止到八月中旬，官方估计由港口罢工引起的商业损失达到了10亿比索，而罢工还将持续一个多月。
港口被政府直接控制着。工人们的纠察线和罢工针对的是马卡帕加尔政权，不是某个私有的公司。1963年8月6日，在马卡帕加尔正要结束与苏加诺的马尼拉峰会时，乔马·西松和Ignacio Lacsina指导了菲律宾工党和自由党的合并。
一个LM和LP都签署了的文件宣布，
“（我们）知道在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总统的领导下大力进行的划时代的社会和国家变革；”
“（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来自所有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团结，就无法确保这些改革的成功….”
“（我们）认识到那些反对改革计划的力量已经在菲律宾国民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们）同意马上将两个政党合并….”
他们呈现给工人阶级的逻辑是这样的：马卡帕加尔正在实施改革，而反对改革的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LP的政治对手，菲律宾国民党。基于此，西松和Lacsina将独立的工人政党和马卡帕加尔的LP合并到了一起。
当合并两党的文件被签署的时候，码头上的工人正在罢工，并且已经罢工两个月了。Lacsina曾公开宣布他打算发动LM进行总罢工来支持码头工人。他利用这个威胁来和马卡帕加尔谈条件，然后在总罢工开始之前将它取消了，抛弃了那些码头工人。
九月初，当码头工人的罢工还在继续的时候，菲律宾航空的工人开始罢工，关停了国内几乎所有的航班。马卡帕加尔派遣了菲律宾保安部队（Philippine Constabulary）。在9月8日，他们用刺刀对付纠察线上的工人。我怀疑这个讲座的听众里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这些事被从历史上抹去了，因为那些本该领导工人组织的人背叛了他们。
西松那时候在忙着做什么呢？他在写《马卡帕加尔的土地改革计划手册（Handbook of Macapagal’s Land Reform program）》。马卡帕加尔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是由一个来自福特基金会、名叫Wolf Ladejinsky的人写的。改革的功能是将用粮食交租的佃农转变成用现金交租的佃户。后来在六十年代被采访的农民说，这个转变让他们的生活更糟糕了。
我们知道西松为LM写了这本手册，因为他把这本手册列在了个人网站上著作目录里的出版物一栏下面。西松这本书的封面上是马卡帕加尔微笑着的图片，还有一行题字，写着“致马卡帕加尔总统，为了他不休止地解放菲律宾农民的斗争”。西松告诉他的读者，
“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总统相信，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不能仅仅通过调控佃农制度，或用民兵和军队来强迫不安的农民来完成的。”
“《农业土地改革法案》给最基本的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解决方案：佃农制度将要被完全废除，以种植者所有制来取而代之。为了完成这个主要目标，《法案》提供了一整套用于实施土地改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和运行方式都将在这本入门手册中揭示。”
这就是乔马·西松1963年写的内容。七年之后，他写了后来成为菲律宾共产党（CPP）最重要的作品的《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这时，他对自己1963年时还带头支持过的《农业土地改革法案》是这么说的：
“为了进一步让它显得进步，为了欺骗农民，马卡帕加尔傀儡政权颁布了《农业土地改革法案》。当你除去它里面闪闪发亮的含糊言语之后、当里面对地主有利的规定被曝光时，这个法案，就像之前所有的土地改革法令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在几个象征性的土地改革计划之后，这份法案的失败就变得很明显了….”
马卡帕加尔的土地改革是“一堆夸大的辞藻，用以掩盖地主阶级惯常重复的谎言”。
这是在1979年。记得那个模式吗：CPP支持杜特尔特；CPP宣布，说他们支持过杜特尔特这件事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西松写了马卡帕加尔的土地改革手册；西松宣布马卡帕加尔的土地改革增进的是地主的利益、欺骗了农民。谎言一个接着一个。
当马卡帕加尔在1964年转而反对苏加诺的时候，他的用处就被证明十分有限的。乔马·西松指导着PKP的傀儡组织从马卡帕加尔转去支持马科斯。PKP指导工人、农民和青年们去支持马科斯，声称他会让菲律宾不参与越战。
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联系了马卡帕加尔，他预期美国向越南部署的兵力会激增，要求菲律宾也向越南部署兵力。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呼吁发生在北部湾事件之前。马卡帕加尔承诺会派兵，并向立法机构发送了一份法案。那时的参议院主席费迪南德·马科斯攻击了马卡帕加尔，指责总统试图实施独裁。
基于马科斯不会向越南派兵这个声明，西松做了一系列演讲来支持菲律宾国民党。到1965年11月，他已经授意农民组织MAKASA、工人组织菲律宾工党、和新成立的青年组织爱国青年去支持费迪南德·马科斯。
马科斯当选的一周之后，在与华盛顿日报的Stanley Karnow的访谈里，他宣布会将菲律宾部队派往越南。
爱国青年是在其被指示去支持马科斯的一年之前成立的。在创始大会上，乔马·西松在演讲里用现在听来应该熟悉的措辞告诉他的听众：
“在帝国主义一方的是买办们和大地主们。在民族民主的一方是民族资产阶级，由菲律宾的企业家和商人组成；这一方有小资产阶级，由小产业主、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构成；这一方还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由工人阶级和农民组成，很大一部分的菲律宾青年也都属于这个类别。”
PKP的勇于战斗的青年团体就是建立在四阶级联盟和与资产阶级结盟的纲领上的。
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65年初上台的时候，由于全球的局势而非国家内部的情况，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即将来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Marshall Wright给国家安全顾问华尔特·罗斯托（Walter Rostow）发了一篇保密的备忘录，里面说道：
“几乎不可能高估我们下一任驻马尼拉的大使要处理的问题会有多沉重。对于菲律宾里有学识的人来说，预见到很近的未来会有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都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到处都在说，现在的总统会是最后一任民选的菲律宾最高长官。很多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认为，菲律宾会是我们在亚洲要面对的最严肃最严峻的威胁。”
一场社会性爆炸近在咫尺。全球各地的统治阶级对此的回应则是转向独裁统治。这里有的可不仅仅是当前的影子。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危机和全球崛起的威权主义浪潮：苏哈托、马科斯、皮诺切特。就像全球各处的资产阶级一样，菲律宾的统治精英们觉得自己的阶级地位即将受到威胁。不只是马科斯，所有的统治精英都试图用独裁统治来化解这个危险。他们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决心要捍卫民主。
在菲律宾，警察国家统治的框架已经被美国帝国主义写好了，他们把戒严写进了前殖民地的宪法里，又把陪审团裁决拿出了宪法。很多之前的总统，包括马卡帕加尔和加西亚和基里诺（Quirino）都表示过他们会运用这些条款来宣布戒严。
那么为什么马科斯成功了而他们没有呢？他的成功是发生在这样一个语境中的：社会危机导致全球威权主义的崛起，而精英普遍感觉他们不再负担得起以民主作为外在点缀了。我想打个比方：马科斯实施的独裁就像是音乐椅子那个游戏，或者我们菲律宾这边叫“去耶路撒冷的旅途”。所有的统治精英都在这个游戏里围着马拉坎南宫转圈，知道当音乐停下的时候，就要实行戒严，不论是谁坐在总统的宫殿里都会成为独裁者。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中苏交恶影响了整个菲律宾。对斯大林主义最强烈的指控之一就是中国和苏联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从未融合。我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从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但是你也可以争辩说它有其特定的逻辑：世界上只有一个能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1949年之后就有不只一个国家了，他们中的每一个却都执着于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而这分歧会变成兄弟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会变成武装争端，在全球分割共产主义。
苏联坐立在东欧的缓冲地带之后，又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业基础，因此能够和华盛顿进行和平共处，并与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建立联结，以此来稳定它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当苏哈托指挥了对PKI的镇压和粉碎、杀害了超过一百万印尼共产主义者、工人和农民、并夺取权力时，印尼军队某种程度上使用的是苏联卖给他们的武器。在这场屠杀之后，莫斯科和苏哈托建立了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北京政权面临着台湾、日本、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和极其不发达的经济。为了试图将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从自己的边境扩散到别处，在1965年，林彪提出了“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世界各地农村里的武装游击运动。这还是在服务于支持民族资产阶级里的进步派这个纲领，只不过支持的不是当权的独裁者了。这次支持的是，我喜欢称他们为，独裁戏剧里密谋夺权的替补演员：菲律宾里这样的势力有比如尼诺·阿基诺（Ninoy Aquino），他试图取代马科斯，但是到头来并不是为了捍卫民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可以掌权。
CPP的武装运动，以及它面对社会危机的激进措辞赋予它的说服力，都被拿去服务于这些阶层，即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密谋夺权的阶层。
我没有时间来详细阐述这些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我想说几点。
倒向莫斯科的PKP于1966年在马科斯政府中担任有薪水的职位。他们秘密协助马科斯与莫斯科进行的他本不能民主地来进行的磋商。他被菲律宾法律里一些反动的条款所阻碍，这些条款禁止他与共产主义国家互动。
PKP让他们的外围成员当影子写手，替马科斯写了那本合理化戒严的书，《今日的民主革命》。这本书是Adrian Cristobal写的，他当时在共产党（PKP）的外围。书里宣称，“因为列宁才有了这样的说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列宁构想的革命分两步：先是资产阶级的，再是无产阶级的。”
两阶段革命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不是列宁的，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是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声音。PKP替他捉刀写了对戒严的合理化，他们假装列宁提出了斯大林的观点，然后又把这些话放进了一个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嘴里。一个多么不一般的举动！
长期担任该党主席的Jesus Lava宣布，马科斯的书是“对菲律宾社会弊病的出色分析。”
1972年，马科斯实施戒严令时，PKP的一部分分裂出去，并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反对该党对政权的支持。这些人摆脱PKP得太晚了，这一点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详细阐述过。然而，如果PKP的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反对戒严，那它就无法进入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内阁。因此，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为托派分子（一种斯大林主义者用来谋杀他们的对手的语言），他们暗杀并处决了不服从他们的普通成员。很难估计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是，PKP领导层谋杀了大概六七十名PKP的干部，以便他们可以支持军事独裁统治。尽管具体数字尚不清楚，可以肯定地说，被PKP杀害的共产党人比被马科斯政府杀害的共产党人要多。
PKP用这个理由来合理化他们对独裁者的支持：马科斯在利用戒严为本土资本主义的运转迅速创造条件。 PKP在1973年初举行的第六届党代表大会上写道：
“菲律宾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轰轰烈烈的新殖民国家。它的经济总体上是落后的，并由于被殖民掠夺所扭曲....在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金融资本霸权下，菲律宾正在从一个主体上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力转型。今天，通过实施戒严独裁，它正经历着极其迅速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建设。”
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共产党会给出的背书：国际金融资本正在通过戒严独裁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这种表述确实表达了PKP的阶级取向，并在他们的第六届大会上发表，为独裁统治背书。大会之后，该党的每个成员都被迫重新签名加入，以保留其成员身份。如果你当时是PKP的成员，则必须要在这项为独裁者背书的政治决议上签字。
PKP的领导们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罪行。他们进入了这个实施戒严的独裁政府。他们在外交部，劳工部和军事情报部门任职，利用这些职位来消灭他们的对手，毛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世，其中一些人依然身居高位。
而与此同时，CPP则转向了资产阶级反对派中密谋夺权的那部分。 CPP在当时还主导着大规模群众运动，利用文化大革命和持久人民战争的话术，他们将社会上的动荡都引导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背后。
最重要的是，CPP选择结盟的是尼诺伊·阿基诺。尼诺伊·阿基诺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王朝的接班人，立足于巨额的糖业利益。阿基诺帮助西松与当地一个武装运动的负责人建立了联系，这个武装运动建立在阿基诺的制糖产业之上，此人被称为但丁司令（Commander Dante）。西松和但丁之间的会面对新人民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我博士论文中关于这一点的内容被某些杜特尔特的辩护者断章取义了，他们揪住阿基诺与CPP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说，某种程度上来讲，马科斯实行独裁统治是合理的。他们故意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马科斯也得到了他自己的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帮助他实施独裁统治。
阿基诺并不反对戒严。一份1972年9月12日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备忘录总结了阿基诺与大使馆政治官员之间的一次会议，里面写道：
“阿基诺认为，戒严法令是马科斯为了维持政权而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阿基诺表示，如果马科斯采用这种做法，他将支持马科斯。在阿基诺看来，由于法律和秩序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因此，国家需要中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维护其利益。来自异议人士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治安问题的日趋恶化……这些都被阿基诺援引来作为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的原因。而这种行动则意味着戒严。如果他是总统，阿基诺表示，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样的强有力的行动，例如，在马尼拉的卢内塔公园（Luneta Park）处决几名腐败的官员，以警示其他的官员，表明他是动真格的。”
阿基诺并不是一个民主人物。他充分代表了CPP与之结盟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以及被他们推崇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最终谁赢都无所谓：马科斯和PKP或阿基诺和CPP。无论怎样，菲律宾工人阶级都面临着独裁。
最终实行独裁统治时，西松称赞它会对革命有利，因为他声称“镇压会滋生抵抗”。这一直都是CPP的路线：“法西斯主义”越糟，就越有利于形成反抗。这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捍卫民主对工人极度重要。它是政治运动的发展所需要呼吸的空气。
西松不只是加倍强调镇压会让革命生长。在1972年10月1日，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的两周后，他还坚持说，CPP必须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并与之结盟：
“党要争取到城市和农村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以此来革命运动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因为不能指望这些人自己武装起来对付敌人……”
CPP不期望这些进步的资本家来拿起武器。那是工人，农民和年轻人的任务。在CPP的期望中，这些才是要去劳作，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力量。
“……他们可以用现金或实物为革命运动提供支持……”资本家被期望给CPP提供资金。作为回报，西森继续说：“党会保护其合法利益……”
这就是西松对戒严的回应：这对革命有好处；工人会拿起武器；而资本家会给党提供资金；党将指示武装起来的工人去捍卫资本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勃列日涅夫主义宣布苏联将干涉任何威胁苏联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后，面对苏联可能入侵的威胁，毛泽东镇压了文化大革命，驱逐了林彪，会见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并与美国帝国主义和华盛顿建立了联系。
然后，像苏联一样，毛泽东转向世界各国，与独裁者建交。他拥抱了马科斯和皮诺切特。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倾向莫斯科的智利共产党之间有联结，当皮诺切特镇压了共产党和智利的工人阶级时，中国共产党立即接纳了皮诺切特。
马科斯利用戒严对劳动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镇压了当时的社会动荡因素。当马科斯访问北京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时，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说，中共不会干涉菲律宾的“内务”。
西松宣称，毛泽东向马科斯开始建立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胜利，也是菲律宾革命斗争的胜利”。 “谎言”一词已不足以概括这一论点。
对人权的捍卫，不仅不可能在这些组织内做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他们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做到。 CPP及其同盟组织并不代表捍卫民主的力量。这就是我用历史做出的总结。
CPP在自己的队伍中进行清洗，杀死了1,000名自己的成员。它还招募童兵。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制作漫画和识字读本，以便招募十岁十一岁这么小的儿童加入新人民军。
那些想捍卫人权的人需要把目光投向别处。这并不是说我不维护CPP及其傀儡组织的人权。在这个讲座开始时，我就宣读过明确捍卫他们的人权和反对国家暴力的声明。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捍卫民主，想防止独裁统治的兴起，想捍卫人权，那么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寻求的社会力量。
我在讲座的最后，向所有在聆听的学者和公众发出呼吁。西松和他的同伙所使用的话语——大言不惭地做出“彻头彻尾的谎言”的断言，暴力而粗鄙的言语（他说我应该要“溺在自己的唾液里”），四处散播篡改过的照片——这些都是极右翼们使用的策略。CPP所使用的语言，和那些“杜特尔特死忠者”（Diehard Duterte Supporters, DDS）在Facebook上所用的如出一辙。你们可以制作一个在线测试，“谁说了这句话：乔马·西松还是一个DDS网暴者？”，你得做些努力才能将二者区分开。
CPP并不想捍卫历史真相。作为结尾，我想引用托洛茨基在这问题上谈到斯大林主义者时所说的话。 “每一次历史的曲折都迫使他们从头篡改历史。”
斯大林主义者曾与马卡帕加尔结盟，但之后又宣布他是反动的，并且掩埋了他们曾经支持过他的证据。他们曾与马科斯结盟，当然，后来也宣布他是反动的。这种模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们与柯莉.阿基诺结盟，后来宣布她是反动的。他们曾与杜特尔特结盟，但现在宣布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并且，由于我拿出了关于他们自身历史的证据，他们谴责我为“拿了CIA钱的特工”。
托洛茨基写道,“因此，谎言就是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 是谎言让这一切都能被黏合在一起。
“官僚制度与民众间的矛盾越深，谎言就变得越无耻[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见证这个过程]，而它并最终会变成犯罪般的伪造与司法上的陷害。”
不要倚赖于当前所说的话。去查找当时书面的记录。它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是准确的事。自己去检查一下，去查阅一下证据。这不仅适用于我自己的领域，也适用于所有的学术工作。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真相遭到攻击的时代，甚至真相这个概念本身都遭到攻击，世界各地，一个个独裁式的人物在令人发指的谎言的基础上崛起。
我为了捍卫公民言论，民主与公开的讨论，可查实的证据，有逻辑的争论以及捍卫民主与历史真相而演讲。谢谢。
问答环节
问：对于不仅在菲律宾，也在全球持续的危机与左翼的碎片化，您能否概述一下如何应对自由主义政体的不断衰亡与左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上涨？
答：很乐意回答这一问题。这是个了不起的问题。很多人都可以对此话题讲上很长时间。因此我只是提供一些要点。
首先，杜特尔特属于一类政治人物。他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政治同胞：唐纳德.特朗普，雅伊尔.博尔索那罗，以及像德国的AfD这样的政党等等。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为威权主义兴起而担忧的人们来说，首要的一点是：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国家之内。这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政治视角，需要全球各地的人民，工人，学者等等之间的深层次地互相联动，一起捍卫真理、反对威权主义的兴起。
第二，你谈到了“左翼的碎片化”。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我最担忧的是工人阶级的碎片化，这个可以解除独裁的危险并捍卫民主的社会力量的碎片化。捍卫民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团结的问题。如果我对菲律宾历史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那么捍卫民主是就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的问题。这是关于它自身的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同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结盟的利益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从这段历史的记录中得出的非常明确的政治结论。但最终来说，我认为，左翼的碎片化并不比由国境线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分裂更值得忧虑。
问：【听不清】
答：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我不太可能完善地回答它。但是，我要指出一点：那些想要在菲律宾寻求一个不同的道路的人们并不是从头开始的。我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菲律宾拥有丰富且令人骄傲的革命斗争的遗产：推翻西班牙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为抗击美帝国主义而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持久而勇敢的斗争。还有一系列的起义与组织，比如我所记录的港口罢工那样的劳工斗争。所有的这些都是菲律宾人民，菲律宾的工人和农民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任何新的运动都要建立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从历史当中学习。
但它并不仅仅只在这个层面上开始。你并不是从国界内开始，而是要从全世界现有的工人运动中开始。我认为，菲律宾境内任何希望发起一场新运动的人都应该向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寻求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组织。要从这个基础上开始。
问：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宗旨，西松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实际上是毛主义者，却将他们的政党叫做菲律宾共产党（CPP）？这是否是对事实的歪曲？
答：感谢您提出的精彩的问题。是，也不是。从历史来看，二者兼具。西松是《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吗？是1917年十月革命夺权的共产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吗？不，他不是。他并没有继承这种遗产。但正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才使斯大林主义披上这一遗产的外衣，将自己装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正是这场背叛让西松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者，声称自己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事实上，这就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他可以指着这一历史，宣称这是他的。但它不是。他的历史就是我在讲座中所概述的。因此，不，他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但是他确实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