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孟吉奧尼（Luigi Mangione）涉嫌在曼哈頓街頭刺殺聯合健康執行長湯普森一案，已成為美國的重大公共問題。雖然許多細節仍有待釋疑，但社會不同階層的反應卻彰顯出基本的階級問題。

首先，世界社會主義網站譴責報復性起訴孟吉奧尼，他遭到拒絕保釋，並被指控犯有恐怖主義罪行，這提高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我們要求明顯患有嚴重健康問題的孟吉奧尼獲得保釋，並接受他所需要的醫療照顧。

企業寡頭和主流媒體的反應，結合了對孟吉奧尼個人的惡毒態度與對他涉嫌暴力的道德憤怒，是全然虛偽。就在曼哈頓殺人事件發生幾天後，媒體一致讚揚恐怖份子在莫斯科街頭，謀殺俄羅斯將軍基里洛夫（Igor Kirillov），而此舉卻讓世界更接近核戰的邊緣。

這裡引用民權律師達羅（Clarence Darrow）所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歇斯底里，處於末期危機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正在「以肉為食，以血為飲」。在美國所支持的烏克蘭、加薩、敘利亞，乃至於其他國家的戰爭中，已有數十萬人遭殺害。即將就任的川普政府正在謀劃美國歷史上，規模前所未見的政治暴力。

話雖如此，我們全然反對那些把孟吉奧尼吹捧成復仇英雄的人。任何認為湯普森是「罪有應得」的滿足感，都是一種倒退，甚至有害的回應，這種回應是在個人化，最終只能從工人階級的社會鬥爭基礎上，方能解決的問題。

民眾對孟吉奧尼所涉嫌之事的大力支持，彰顯出美國公共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傾向，也就是企業媒體為了反對階級意識，所鼓吹的美化個人行動和極端個人主義。

更多關於謀殺背後的動機將會水落石出。然而，我們永遠不該經由主觀意圖來判斷一種行為，而應該從引導該行為的觀點，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加以判斷某一行為。從後者標準的角度來看，湯普森遇害並未造成改變，只是讓他50歲的妻子與兩個孩子失去丈夫與父親，而孟吉奧尼本人也面臨著長期監禁，甚至被判死刑。

從更大的角度來看，湯普森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其中一號人物，而且他很快就遭取而代之。明顯的動機，以及他的殺戮所引起的同情，讓人想起大蕭條時期的小說《憤怒的葡萄》的一個著名場景：一個貧窮的農民與即將拆毀他家園的一名推土機司機發生爭執，農民想搞清楚，他該向誰開槍，才能阻止自身失去家園。

司機說，「你不能對我開槍。我無能為力。如果不這樣做，我會丟工作。想想，如果你殺了我，他們就會吊死你，但早在你被吊死之前，推土機上就會有另一個人，剷平房子。你搞錯對象了。」

佃農說道，「說的沒錯」。「是誰給你下命令？我去殺他。他才是該殺的人。」

「你錯了。他聽命於銀行。銀行告訴他們：『把那些人趕走，這可是你的工作。』」

「沒錯，有個銀行行長。有個董事會。我把步槍的彈匣裝滿，然後去銀行。」

司機說：「有個夥伴告訴我，銀行收到東方的命令。命令是：『讓這塊土地獲利，否則你就關門大吉。』」

「這件事究竟要追本溯源到哪裡？我們要向誰開槍？在殺死那個使我挨餓的人之前，我並不想餓死。」

「我不知道。也許找不到對象可以開槍。也許這件事根本不是人。也許就像你說的，這是私有財產做的。」

佃戶說道；「我得弄清楚」。「我們要想辦法。必然有方法可以阻止這種情況。它不像閃電或地震。我們遇到人為的壞事，天可憐見，我們可以改變此事。」

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任務是使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徵用聯合健康公司與其他大公司，而非「報復」個別高階主管。如此一來就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建立一個革命政黨，使工人的階級意識與組織，提高到這個歷史目標的水平。

亞馬遜、波音、加拿大郵政與其他地方的工人近來所進行的罷工，是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大規模爆發階級鬥爭之前的震蕩。結果將取決於這種自發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場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國際運動，以及工人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獨立地組織起來，反對親資本的工會官僚。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個人暴力，因為它與上述觀點全然背道而馳，正如我們在以前所述觀點，它以絕望、憤怒的個人行動取代階級行動，而這些個人主要來自於中產階級青年。

與這種做法南轅北轍，偽左的大部分人都在公開宣傳孟吉奧尼。斯巴達克同盟（the Spartacist League）報紙的頭條新聞就是個典型，斯巴達克同盟是個中產階級激進組織，50多年前與托洛茨基主義分道揚鑣。該報頭條指稱：「雖產生反效果，但並非犯罪：釋放路易吉！」在這篇文章中，斯巴達克聯盟宣揚個人復仇和嗜血的惡劣本能，讚揚孟吉奧尼「大膽、果斷、勇敢」的行動，同時表示同情「殺掉一個吸血的富豪」的願望。雖然此事這可能是「大膽、果斷」的行動，但在一個手無寸鐵的男子背後開槍，絕無任何勇氣可言。

文章批評，孟吉奧尼遭指控的行為是「不合時宜」，然後明確宣佈，這起殺戮「從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當然不是犯罪」。

事實上，從工人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種殺人正是最嚴重的罪行。斯巴達克者自己也承認，「其他人有可能受到此事的啟發，有樣學樣，浪費具有革命潛力的人類素材。」在這句話中，作者們基本上承認，對如此可怕悲劇的責任。斯巴達克者非但未嘗試汲取必要的教訓，與教育工人，反而迎合這種政治困惑，並且推波助瀾。

斯巴達克支持孟吉奧尼之事，讓人回想起今年稍早頌揚反種族滅絕抗議者布希內爾（Aaron Bushnell）的自殺事件。布希內爾以自己的生命作為個人抗議的形式，而孟吉奧尼則以他人的生命為代價。但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在政治上俱是徒勞無功。因為資產階級看待自焚和殺害，全然無動於中。

斯巴達克主義者僅只於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反對「恐怖主義」，並宣稱這是一個次要問題。在「恐怖主義」的立場，事實上是個核心問題，尤其是因為它揭露斯巴達克者與其他人，是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

資產階級使用「恐怖主義」一詞，在於妖魔化所有形式的抵抗，馬克思主義使用這個詞語時總是具有更具體的含義，該詞語是指，以暴力行為對付統治階級個別成員，從而取代動員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信，儘管恐怖主義表面上是「基進主義」，但其核心本質是一種改良主義，甚至保守觀點，即「施壓」統治階級做出讓步。

毫無疑問，許多支持孟吉奧尼的人，希望他遭控訴之事，可以促使保險公司降低保費，並擴大承保範圍。但情況卻反其道而行。美國企業界鐵了心，要用孟吉奧尼，殺雞儆猴，為川普所領導的全面獨裁與公開寡頭統治做準備。

恐怖組織的政治演變，始終遵循著一定的階級邏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在19世紀末，反對以暗殺手段對抗沙皇的民粹派運動，他稱這等行徑為「使用炸彈的自由主義者」。數十年後的俄國革命證明此一定性，當時這幫人在社會革命黨中成為政治繼承人，反對十月革命，並在內戰時與沙皇軍官共同反對布爾什維克。

近來許多1960年代宣傳爆炸與遊擊戰術的前基進分子，紛紛進身高級政治與學術職位，其中包括地下氣象組織（the Weather Underground）的艾爾斯（Bill Ayers）與前毛派人士，後來成為民主黨政客的瓊斯（Van Jones）。德國前街頭霸王菲舍爾（Joschka Fischer）於1990年代末期出任外長。

斯巴達克者及其所屬的偽左團體，正試圖把一代激進的青年，帶往改良主義「施壓」資產階級的死胡同，而這種觀點在根本上從未威脅現狀。如此一來，他們卻助長一種極度沮喪的環境，在此一情境中，湯普森可能遇害。

群眾運動的潰決不僅為川普的連任鋪路。它也讓脆弱的社會層面經由個人「解決方案」，從而尋求出路。這一點在學生和青年，尤其明顯，這一類群體中就包括孟吉奧尼。民調顯示，大約60%的年輕人支持他的行動。

但現在，在經由抗議施加「壓力」顯然失敗後，偽左變本加厲鼓吹，經由自我毀滅的復仇行為「施壓」。

所有提倡抄捷徑與圖權宜，或使注意力從社會解決方案，轉移到個人解決方案的人，無論他們自我評價為何，在政治上都代表迷途與悲觀。對於尋求反對不平等、剝削和戰爭的青年，我們主張：轉向工人階級，建立基於社會主義原則的革命運動！不要尋求個人報復，而是要經由工人的力量，才能與資本主義討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