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1 日，俄羅斯1917年十月革命的共同領袖、第四國際的創始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因前一日遭史達林主義刺客麥卡德（Mercader）所致傷勢去世。托洛茨基享年60歲。為紀念此一慘劇的週年，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再次刊載一篇諾斯（David North）於2022年所撰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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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0 日，82年前的今天，托洛茨基在他位於墨西哥科約阿坎（Coyoacan）的住宅裡遭史達林的秘密警察特工、「格別烏」（GPU）特務所殺，他在那裡度過他政治流亡的最後3年。遇刺隔天，托洛茨基死於兇手麥卡德所造成的傷口。

這個週年紀念日並非遇到5年或10年的間隔，而成為具有紀念歷史事件特殊意義的正式習俗。然而，紀念托洛茨基的去世，毋須象徵的理由。托洛茨基逝世82週年的重要性，源自於他一生身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略家，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領袖的意義。

1940年8月的政治狀況與當今政治狀況極為相似。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工作集中在二戰的爆發及戰爭之於國際工人階級、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乃至於人類命運的影響。托洛茨基是當時最務實的政治思想家，他並不傾向以樂觀的色彩描繪世界局勢。他直言不諱，由於蘇聯掌權的史達林主義官僚背叛十月革命，由於親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勞工組織的懦弱，使得工人階級為此承受災難。

他極為關注烏克蘭在蘇聯和整個歐洲命運中的地位，這不僅體現托洛茨基驚人的政治遠見，也體現1940年與現今情勢的相似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4個月，他警告：

烏克蘭問題注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在歐洲生活舉足輕重。希特勒大張聲勢提出建立「大烏克蘭」的問題，並非毫無來由。同樣，他並非無端輕巧地放下這個問題。^[1]

托洛茨基承認烏克蘭群眾爭取民族自決的合法性。列寧與托洛茨基在 1922年仍是領導人物，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時，堅持聯盟的自願性質，反對一切使烏克蘭屈服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壓力的傾向。1922年12月30 日的《蘇聯成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和《蘇聯成立條約》（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定義蘇聯為「平等人民自願聯盟」，它的成立將證明「朝著所有國家工人聯盟成為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邁出決定性的一步」 。^[2]

到1930年代後期，15年來持續升級違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持續官僚恐怖以及專制，已使烏克蘭群眾深深敵視蘇聯，並且為最反動的政治傾向的捲土重來，製造支持者。托洛茨基寫道：

西烏克蘭群眾從前之於克里姆林宮的信心和同情，已然不復存在。自從烏克蘭近來發生凶殘「清洗」以來，西部沒有人願意成為克里姆林宮總督轄區的一部分，雖然現今仍然以蘇維埃烏克蘭的名義存在。烏克蘭西部、布科維納（Bukovina）、喀爾巴阡烏克蘭（Carpatho-Ukraine）的工農群眾感到困惑：究竟該何去何從？究竟該要求什麼？自然而然地轉移領導權到最反動的烏克蘭派系手中，他們經由出賣烏克蘭人民給某個帝國主義，或另一個帝國主義，表達『民族主義』，從而換取虛假獨立的承諾。希特勒的烏克蘭問題政策，正是建立於這種悲慘的混亂。我們曾說過：若無史達林，若無共產國際在德國的致命政策，何來希特勒。對此尚可補充：若非史達林主義官僚掠奪蘇聯烏克蘭，又何來希特勒式的烏克蘭政策。^[3]

托洛茨基的分析，考量了時間流逝，改變應該改變之事，依然是理解當前戰爭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資本主義政權的建立，無法吸引西烏克蘭的人口。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在資本主義復闢所造成的士氣低落的環境中，烏克蘭的政治局勢「自然而然地轉移領導權到最反動的烏克蘭派系手中，即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和新納粹民兵的派別」。他們經由出賣烏克蘭人民給某個帝國主義，或另一種帝國主義，表達『民族主義』，從而換取虛假獨立的承諾。」而且，美國及其北約盟國， 從普丁破產和反動政策的基礎，制定之於烏克蘭的政策。

托洛茨基主張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烏克蘭。他蔑棄從資本主義基礎，可以實現具有任何政治進步意義的烏克蘭獨立的一切主張。

烏克蘭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錯誤道路，經驗尤其豐富。嘗試小資產階級拉達（Rada）、斯科洛帕茨基（Skoropadski）、彼得留拉（Petlura）與霍亨佐倫王朝（Hohenzollerns）的「聯盟」，乃至於聯合協約國。 經歷所有這類試驗後，只有政治的行屍走肉，才會繼續寄望烏克蘭資產階級的某個派別，成為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者。烏克蘭無產階級不僅有能力承擔，這個本質為革命性的任務，而且具有能力主動解決這個問題。無產階級，唯有無產階級，方能團結農民群眾及真正革命的民族知識分子，使眾心如城 。^[4]

現今帝國主義，以最卑劣的宣傳，合理化在烏克蘭的代理戰爭。資本主義媒體無足輕重的記者，對歷史一無所知，充當起國家情報機構的公共速記員。絕大多數學者，甚至那些研究烏克蘭和俄羅斯歷史的學者，都陷入支持戰爭的歇斯底里。這些知識界的馬屁精，無法表現出獨立思想與批判判斷。偽左翼組織的成員則是假裝是社會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僅為帝國主義在烏克蘭的行動，而且為對抗中國的戰爭做準備，提供欺騙與虛偽的藉口。

托洛茨基在他的時代，毫不掩飾地蔑視士氣低落又不誠實的中產知識分子，這些人屈服於政治反動。他在政治的不妥協，根植於深刻掌握歷史進程，以及之於工人階級革命潛力的信心。 他在二戰前夕寫道「當今世界的反動無疑已經達到可怕的程度」。「但它也為最大的革命危機準備土壤。」

這些話迴響於我們的時代。托洛茨基遇刺82年後，這位20世紀的歷史巨人，在21世紀的革命鬥爭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知識和政治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