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国际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于8月20日星期日举行的“世界历史中心的岛屿：普林吉坡岛上的托洛茨基”活动中的演讲。该活动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岸附近的马尔马拉海上的普林吉坡岛举行。
本次活动旨在纪念托洛茨基1929年到1933年于该岛上度过的四年流放生涯。土耳其各地的160多人到现场参加了活动。同时，世界各地的观众观看了活动的现场直播。完整的录像可在Trotsky.com上观看。
请允许我代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CFI）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成员和支持者，感谢埃尔德姆·居尔（Erdem Gül）市长和阿达拉尔市议会主席伊斯肯德尔·奥兹图兰利（Iskender Özturanli）赞助本次致敬列夫·托洛茨基一生的重要活动。我还要感谢穆罕默德·阿尔坎（Mehmet Alkan）教授同意主持今天的活动。仅仅九个月之前，我在2022年11月遇到了居尔市长和奥兹图兰利主席，与他们一同讨论了是否能够组织一场纪念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岛上的时光的活动。他们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以最认真的态度将其落实，今天的集会正是这一行动计划结出的果实。
这次活动也是为了纪念托洛茨基生命悲剧性的结束。正好83年前，即1940年的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郊区科约阿坎 (Coyoacán) 被斯大林主义刺客刺杀，并于次日过世。这场刺杀针对的不仅仅是托洛茨基本人，这场反革命的暴力犯罪针对的是国际工人阶级、针对的是为社会主义与人类解放而做的斗争。
虽然革命的领袖被谋杀了，但他创立的政党——第四国际——存活了下来，他为之战斗的事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仍在继续进行并正在积聚力量。
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世界历史中心的岛屿：普林吉坡岛上的托洛茨基”。这个标题中并没有丝毫的夸张。自托洛茨基1929年2月抵达这里开始，到1933年7月离开，这座岛屿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领袖提供了庇护。并且，这四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托洛茨基流亡普林吉坡期间，两件决定了20世纪未来进程的事件发生了：1929年10月标志着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的华尔街崩溃，以及德国纳粹党爆炸式地增长直到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托洛茨基对这些事件及其影响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他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没有电话可以用，只能通过滞后几星期的报纸和信件来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即便如此，托洛茨基对事件进展的把握远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人，他的观察力和战略眼光并不受地理屏障的限制。
托洛茨基并非自愿来到土耳其的。从1928年1月起，在被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开除之后，他先被流放到了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斯大林一度希望距莫斯科数千英里的托洛茨基会因过于孤立而无法领导1923年10月成立的左翼反对派。
但对，即使是残酷的迫害也不能摧毁左翼反对派的影响力。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对残存的工人民主的摧毁、斯大林封闭式的“一国社会主义”纲领（它摒弃了作为十月革命基础的不断革命论中的国际主义纲领）带来的灾难性的政治与经济后果——形势后续的发展一一证实了托洛茨基对所有这些的批判。
1928年12月16日，托洛茨基收到苏联秘密警察GPU（实际上是斯大林）的特使的警告，除非他放弃政治活动，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他进行人身隔离。托洛茨基立即回应了这一威胁，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进行了书面答复：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企图把这项活动视为“反革命”的正是那些人：那些我曾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指控他们践踏了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本原则的人、那些破坏世界革命的历史利益、背弃了十月的传统与指导原则、虽然无意识但是因此更危险地酝酿着热月政变[即摧毁工人国家]的人。
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不再为反对共产党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联共现行的政治导向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困难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障碍，因为机会主义者没能力在宏大的、历史性的尺度上贯彻无产阶级的政策。
面对托洛茨基的公开反抗，当时的斯大林还无法直接谋杀他不屈的马克思主义敌人，但他认为，只要能让托洛茨基从苏联的土地上彻底消失，就能根除官僚政权的实际反对者。
1929年1月18日，斯大林命令的执行者GPU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得知这一决定后，托洛茨基谴责其“实质上是犯罪，形式上是非法的”。
在22天的艰苦旅程中，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以及儿子列夫·谢多夫行驶了将近6000公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2月12日抵达了这座当时还名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土耳其总统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给他发放了签证。在下船之前，托洛茨基向一名政府官员递交了一份致总统的声明。上面写着：
尊敬的先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的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
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流放的头几周。3月，他搬到了普林吉坡。除了几次短暂的离开以外，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933年7月。
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流放的头几周。3月，他搬到了普林吉坡。除了几次短暂的离开以外，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933年7月。
斯大林很快意识到，将托洛茨基置于GPU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外是一个重大误判。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在1928年底时却相信，只要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他就会在政治上变得孤立无援呢？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这个政权的性质里找到——斯大林正是这个政权的残酷化身。斯大林所手握的权力本质上是这个庞大官僚机构拥有的权力。他通过这个官僚机构来进行统治，他利用秘密警察发挥影响力，他用以回应对手的不是想法和论点，而是逮捕令和死刑判决。
托洛茨基虽然被剥夺了所有传统的权力工具，但仍然吸引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人的关注。托洛茨基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流亡者。他是流亡中的革命工人政府的化身——通过苏联、帝国主义中心和各个动荡不安的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新一轮的革命斗争高潮，它仍旧能够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直到1933年，在最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托洛茨基终于获得了进入法国的签证。
在托洛茨基的描述中，普林吉坡是“一座平和而令人忘忧的岛屿”，“一个执笔工作的好地方，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岛上会变得完全荒芜，山鹬也会出现在公园里”。确实，在普林吉坡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作品。
托洛茨基创作了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三卷本的《俄国革命史》，以及《我的一生》——所有政治自传中文笔最优美、最引人入胜、对待历史最客观、最诚实的一部。当斯大林主义的圈子批判这本书的“主观主义”时，托洛茨基简短有力地回应道，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在不提及自己的情况下写出一本自传。
尽管这两部作品都精彩且历久弥新，但就直接的政治意义而言，更加引人注目的却是托洛茨基对德国的情况和进展的评论。托洛茨基虽离德国有2000公里远，但不论是他对纳粹运动迅速崛起进行的分析，还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德国工人阶级的两个群众性组织）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面前的政治懦夫行为的指控，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对纳粹获胜会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呼吁所有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组成联合阵线，阻止希特勒掌权。
“共产党的工人们，”托洛茨基在1931年写道，“你们有数十万，数百万人，但你不能离开这里去任何地方；没有足够的护照给你们。如果法西斯主义掌权，它将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碾过你们的头骨和脊梁。你们只有与其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获得救赎。只有与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团结起来，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快点吧，共产党的工人们，你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谴责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的意思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改良主义组织与纳粹党没有任何区别——即便后者的支持者是数百万政治上陷入了疯狂的反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誓要彻底消灭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斯大林主义的组织拒绝针对纳粹采取统一的防御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为赢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支持而做任何努力。它使工人阶级瘫痪，并为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扫清了道路。
之后，野蛮的独裁政权建立，德国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被彻底摧毁。即便在这样的政治灾难之后，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和共产国际仍然坚持德国共产党曾奉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
自1923年10月左翼反对派成立以来，托洛茨基的纲领一直是呼吁改革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但是，由于各个斯大林主义政党不允许对发生在德国的灾难进行任何讨论，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改革第三国际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1933年7月15日，在离开普林吉坡的前两天，托洛茨基发出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他写道：
莫斯科领导层不仅宣称使得希特勒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还禁止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任何讨论。而且，这种无耻的禁令并没有被违反，也没有被推翻。没有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国际会议，党的会议上也不对此进行讨论，甚至出版物上也没有关于此的讨论！如果一个组织没有被法西斯主义的雷霆惊动，只是温顺地屈服于官僚机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那么这就表明这个组织已经死了，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复活。明确且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是我们对无产阶级及其未来的直接责任。在我们以后的一切工作中，必须要把官方共产国际的历史性崩溃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于是，90年前，在这个岛上，为第四国际而作的斗争开始了。托洛茨基发出的号召启动了纲领澄清与组织准备的进程，最终第四国际，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在1938年9月正式成立。
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经在莫斯科进行了三起臭名昭著的审判，并谋杀了十月革命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席卷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已经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疯狂程度，它系统性地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每一个重要代表。
但即使受害者人数已达数十万，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影响力的恐惧并没有减少。斯大林担心，当与纳粹德国的战争爆发时（由于斯大林自己灾难性的政策，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民众中要求托洛茨基这位红军的创始人和领袖回归的声浪会如潮水般涌现。
后苏联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将军获得了这位独裁者的私人文件，并记录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写道：
托洛茨基的幽灵经常困扰着这位篡位者。…[斯大林]害怕想到他。…当他不得不坐下来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讲话时，他就会想到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智慧和知识极其出众，不论是他对组织的掌握，还是他作为演讲者和作家的才能。不论在任何方面，这群官僚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也远比斯大林优秀，斯大林也知道这一点。…当他读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如《斯大林伪造学派》、《致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公开信》或《斯大林主义热月》时，这位领袖几乎无法自制。
斯大林不能允许托洛茨基活着。苏联政权花费了海量的资源来暗杀十月革命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领导人。最终，这项罪行于83年前的今天被实施了。
如果今天的活动只是为了纪念托洛茨基作为20世纪前40年历史中的伟大人物的一生，那也是完全合理的：他与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是红军的指挥官，是提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是文学和政治杰作的作者，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者，他展望全人类的智识、文化与道德水平都能够提升至从前只有最伟大的天才们才能达到的水平。
但托洛茨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生活和作品也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托洛茨基被暗杀八十多年后，他对当下依旧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上世纪的任何政治领袖相比，他的思想与当下的关联依然是最紧密的。列夫·托洛茨基的著作不仅仅是理解20世纪的动荡起伏的重要读物，它们为理解当今现实同样提供了关键且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
在他的一生中，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政权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卫星党派无情的谎言和诽谤所针对。这些谎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在所有曾被斯大林迫害和谋杀的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从未被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平反”。直到1987年，即开放政策（glasnost）的高峰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公开指责托洛茨基是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即便这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实施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将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斯大林主义者们所有的反托洛茨基的谎言几乎都被西欧和美国的学者所采纳。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被迫花大量时间揭露和驳斥后苏联历史篡改学派掀起的新一轮的反托洛茨基诽谤。
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在其诽谤托洛茨基的传记出版后吹嘘说，他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暗杀。事实上，瑟维斯教授成功地摧毁了的，只有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声誉。
为了解释为什么仅仅提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能引发的这样多的热情——无论是支持的还是敌对的——我指出，对托洛茨基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这些讨论与当下的相关性只多不少，并且常常也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关系紧密。
列夫·托洛茨基持久的影响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能够识别并理解我们仍然身处其中的这一历史时代的问题、矛盾和危机，他将这个时代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尽管当今世界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其本质上仍是托洛茨基非常了解的那个世界。
首先，自他1940年逝世以来世界政治中最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复辟——都是他所曾预见的，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封闭经济与克里姆林宫政治背叛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托洛茨基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指出过，危及人类进步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世界经济中全球的生产力间已是相互依存，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却持续存在。在一战之后，托洛茨基对这一矛盾的分析显得尤为敏锐和精确，但他认识到，一战只是之后帝国主义暴力的爆发的开端。
托洛茨基警告说，帝国主义暴力中的主角将是试图争夺全球霸权的美国统治阶级。美国资本主义的活跃活动是不会被局限在美国国界之内的。托洛茨基预见到一场重大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他在1928年警告说，这样的局势发展将会加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非将其缓和。他写道：
在危机时期，美国霸权的运作将比繁荣时期更加彻底、更加公开、也更加残酷。美国将主要以牺牲欧洲为代价来寻求克服摆脱困境和弊病，不论这种运作发生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或欧洲本身，也不论是通过和平还是战争的方式。
1931年，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观察世界局势时警告说：
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帝国主义滔天、军备不断增长、干涉全世界的事务、军事冲突和动乱的时代。
三年后，托洛茨基对美国与德国的帝国主义做出了令人难忘且具有预言性的比较：
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着1914年将德国推上战争道路的同样问题。世界已经被瓜分了？那就必须将其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它面临的是“重构欧洲”的问题，而美国泽必须“重构”世界。历史正让人类直面美帝国主义火山般的爆发。
托洛茨基的预言今天已成为现实。托洛茨基预见的“火山喷发”早已开始，白热化的熔岩正要吞噬整个地球。美帝国主义领导人面临的主要战略问题是计算出它可以同时发动多少个战争。拜登询问他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顾问，是否有可能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战争，还是建议先摧毁俄罗斯并掠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然后再举着各种民主的大旗对中国发动华尔街的十字军远征?
发生在乌克兰的悲剧只是这场有可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开局。现在，寄希望于危机能够理性地得到缓和无异于自欺欺人。
三十年前，无数资产阶级政治家、记者和学者宣称，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和平、繁荣和民主新时代的曙光。一位格外大胆的预言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深深地凝视着他的水晶球之后，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断言，资本主义已使人类达到了社会进化的终点，从此没有再进步的空间了。
但历史仍在继续，而且是完全沿着托洛茨基所预见的路线发展。过去的30年将作为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经济灾难、惊人的社会不平等、文化衰退、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全球大流行病以及急剧恶化的生态灾难而载入史册。
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正是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基石文件中所描述的情况。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的1938年写下：“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那么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就会有一个威胁全部人类文化的灾难。”
托洛茨基预言的灾难确实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和损失程度已经足够可怕了，但当时的技术水平依然比较局限。
当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宣称他们在乌克兰的行动不会因为核战争的危险而受到限制时，这只能意味着他们已准备好冒着毁灭地球的风险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但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只会谈论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先知，他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家。正是那些驱使资本主义走向灾难的矛盾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他的著作、他孜孜不倦建设第四国际的努力都表明了他的信念：国际工人阶级是一支革命性的力量，他们能够终结资本主义，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这个世界。
托洛茨基坚信，社会主义乃至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世界性革命政党的建设。这个政党要以科学的纲领为基础，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它要拥有所必须的决心、勇气和主动性来与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算总账。
托洛茨基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坚信他与列宁共同领导的十月革命——即便经历了种种艰辛和起伏——只是取得最终胜利的世界性进程的开始。我们必须用一个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这场革命是新社会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本身也会经历很多变故，也可能会要从头来过。由于最新的技术成就，它也会有全新的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像资产阶级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或是法国大革命一样来回顾十月革命。这一点是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就连普通的历史教授们也一定会理解的——尽管只是要在许多年之后。
今天，在他离开普林吉坡90周年、去世83周年之际，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岛屿上相聚，不仅是为了向一位伟人致敬，更是要从他的作品中汲取新的力量和灵感，以此来应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和国际工人阶级斗争高涨带来的挑战。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希望托洛茨基曾居住的院落能够得到全面修复，并成为研究托洛茨基海量的政治和知识遗产的国际中心。
普林吉坡如能在必要的国际性支持下开展这一项目，这座岛屿将不仅能够重申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更会为人类的未来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