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在此重新发表WSWS国际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2012年7月8日的社会主义平等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报告。这份报告对理解在希腊发生的事件的政治与理论背景至关重要，那里的伪左派组织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虽然获得了国家权力，却很快向欧洲的银行屈服了。（详见 “The capitulation of Syriza and the less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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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SEP）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在本次大会举行的同时，我们正处在自30年代以来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历过的最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之中。即使一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能看出全球的经济体系极度脆弱。从资本主义媒体的评论中来看，“大灾难”理论似乎获得了很多支持者。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破产以来，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缓和的迹象。
奥巴马政府宣称一切正在“恢复”中，但美国就业增长的停滞和制造业产出的急剧恶化都使这个说法变得滑稽可笑。由于欧洲与亚洲的经济持续恶化，美国经济实现长久的、实质性的复苏的可能性正在大幅下降。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在周四同时降息，英格兰银行也决定加速其刺激措施，这些都证明了统治精英们普遍相信世界经济状况正在急速恶化。
这场危机是制度性的。对维持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与稳定至关重要的机构都正在瓦解。欧元的慢性危机预示着欧洲“统一”计划的失败。统治精英们对此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应对措施，而且本就是他们自己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很大程度上地引发了这场危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不论是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已破产。金融化现象——当代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更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与商品生产来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1]——代表了经济寄生主义的胜利，也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滑向了更深的罪恶之中。
最新被曝光的丑闻是，伦敦的巴克莱银行承认它曾经操纵过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毫无疑问，巴克莱银行只是众多参与欺诈的机构之一。Libor数值被操纵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操纵”Libor数值在金融中等同于操纵美国职棒大联盟世界大赛的结果！Libor是决定全世界每天无数商业交易的银行贷款利率的基准。
虽然92年前金融化现象的程度还远不如今天，托洛茨基当时已对此描述道：“资产阶级老爷们已习惯了用国际掠夺和投机倒把的方法在几天之内使自己的资本翻一番，甚至翻十番，因而觉得在生产过程中系统性地榨取剩余价值——即利润经济的基础——过于平淡乏味。”[2]法制在经济领域里的瓦解也映照着其在政治领域中的瓦解。
遍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主义为公然违抗美国宪法提供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到处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在2000年12月布什诉戈尔案正要进入最高法院时我曾说过，这场诉讼的结果将为我们揭示，统治阶级内部对民主原则到底还存有多大程度上的支持。最高法院批准了对选举结果的窃取，却未收到建制派中任何重要派别的抗议。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核心民主权利不断在被无情地攻击。我们现在生活的国家是这样的：政府用厚颜无耻的谎言来发动战争、使用酷刑和折磨、声称有权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去杀人，包括美国公民。我们可以假定奥巴马总统并非是第一个下令进行刺杀行动的，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宣扬它的。并且，为了让这些刺杀行动为大众所知，他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监督这些法外处决计划的执行并为其遴选目标。
《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详细地记述了奥巴马在非法的法外处决行动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此之后，前总统吉米·卡特对这些行为发表了公开的抗议。卡特在政治上并非是无辜的。但是，他害怕政府放弃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基础会带来的后果。这位前总统知道，宪法是美国政府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如果没有宪法的权威，没有总统发誓会“恪守、维护及捍卫”宪法，那么国家机器就没有任何合法性了。统治阶级若完全放弃了宪政主义，那他们就必须更加公开地诉诸武力和暴力。
对宪政原则的抛弃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届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相反，从政治上讲，它意味着社会中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阶级统治形式上的变化源于美国与世界经济中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战爆发前几年，列宁曾在一篇分析德国社民主义的演化的文章中警告说，历史上这由政治法制主导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阶段”，就要被另一个阶段取代了。列宁预见到，社会的客观状况会导致“全部资产阶级法制的摧毁”，而最初的征兆则会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而进行垂死挣扎”。[3]
历史证实了列宁的分析。一战的爆发使一段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断发展的漫长“阶段”结束了。渐进与法制的时代让位给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我们现在也正见证着另一段历史发展中的漫长阶段的结束。在过去的这一阶段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被遏制，工人阶级的社会性反抗则被压制。事实上，更正确的说法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动荡的时期。大会主要的政治决议的论点正是这个意思：2008年的危机代表着世界历史上一个不亚于1914、1929或是1939年的转折点。
本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从第四国际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转折点”的政治意义。七十四年前，托洛茨基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的开头：“世界政治的整体形势，其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领导核心问题上存在的危机”。本次代表大会要想决定如何应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就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在仔细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与阶级斗争如何同第四国际的发展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要如何评估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问题上的危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顾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这并非一个学术性的活动——学习第四国际的历史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理解作为阶级斗争发展的基础的社会经济进程。如果只是试图去分析现在的形势、决定有哪些“切实”的任务，却不去回顾历史经验，那么结果只会是落入政治上的印象主义，这样政治判断的基础就只是从媒体、各种政府与学术报告以及也许个人观察中收集到的多多少少杂糅的经验性数据。相比起仔细研究社会力量的历史发展，运用这种印象式的方法无法获得同样的理解深度，因为社会力量的历史发展是被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影响着的，并在不同时期、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这一以历史为基础的方法则要求本次代表大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这次大会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发展中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聚集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们并非是作为随机的个人的集合来参与这次大会的讨论的，而是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国际性的政治倾向。这个政治倾向则是由跨越几十年的、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下所做的斗争而定义的。历史的记录表明，这个运动内部出现的斗争，要么是直接源于国际政治形势与相应的阶级力量关系上的变化，要么是预示着这样的变化的出现。
要想在历史进程中有意识地做出行动，这便需要每一个革命者从第四国际的经验与传统中汲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将自己的行动置于斗争的历史发展轨迹之中，以此为基础来解决革命领导核心问题上的危机。将近30年前，在1982年的秋天，那时我正第一次试图在我的脑海中理清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CFI）里出现的理论、政治纲领与行动上的分歧，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我当时写道：
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不能被理解成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骨干们从连续不断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抽象出了理论上的发展。在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中，正是对所有阶级斗争中的根本性经验的不间断的政治分析，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巨大而丰富的内容，使得它成为自列宁1924年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唯一的发展。
一个核心领导组织如果无法集体性地吸收这整个历史，就不能充分履行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责任。如果不真正了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那么谈起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是空洞的，还会为对辩证法的扭曲铺平道路。理论的源头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客观世界。因此，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和前行要基于新鲜的阶级斗争经历，而这些斗争则会立足于我们的运动从历史中得出的全部知识。
“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 [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译注]
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这一段。他写道，“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很不错地做了某种总结”。这段话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不断的辩证的发展，也做了“很不错的某种总结”。[4]
我们现在必须把整个第四国际经历的“以前的全部内容”带入这次大会。这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现阶段工人阶级领导核心上的危机，以及如何去解决它。
让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一方是我们，不断强调历史意识以及重新学习、理解历史经历的重要性；另一方则是中产阶级伪左派环境中的普遍态度。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NPA）的主要领袖曾写过：
与LCR[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译注]不同，有些问题——比如说，所有关于夺取政权、过渡纲领、两重政权等等的战略上的辩论——NPA不会去解决，而是将它们留给未来的会议。NPA不声称自己是字面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而是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革命运动的贡献者之一。我们很不情愿一边看着后视镜里的过去一边制定政策（但以前在斯大林主义之下不得不这么做），在什么是苏联或者斯大林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上NPA也没有立场。能在对当下的分析和要做的任务上达成一致，这才是制定政策的基础。[5]
换句话说，NPA对于20世纪的政治经历没有任何立场。它实行的是历史弃权主义。NPA对于过去无话可说。那么，人们就要问了，如果不去从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中得出经验教训，它要如何在任何问题上发展出革命的政策呢？NPA想绕过俄国革命、苏联的存在、社民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纳粹大屠杀、帝国主义战争、反帝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以及工会与自由主义改良的崩塌。可是所有的这些怎么能被遗忘呢？克里文和他的同伴们应对政治事件的方式完全是印象式的、随时随着需求改变的。这样的方法论根植于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之中，也只能带来最投机主义、鼠目寸光且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行动。
由小资产阶级“左翼”——更准确地说，伪左翼——组织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SEP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这些组织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内部的一种倾向和思潮来发挥作用的。并且，如果说在国际事务上的导向和结盟最能体现各类思潮与政党的政治身份，那么像美国的ISO（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译注）、英国的SWP（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和法国的NPA这样的组织便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和帮凶。这些组织里的理论家们热切地支持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新殖民主义行动，他们现在甚至于开始谴责一种“膝跳反射一样地去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愿意接受大国的军事行动，认为它们可以被合理化且值得去支持。
这些伪左翼组织成了帝国主义反动的公开工具，这一转变是一个历史上漫长的社会、政治与理论进程的结果。
建立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于1938年9月举行。由于斯大林主义和各个社民党的背叛，在此之前的五年里，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挫败。纳粹在1933年的胜利导致了欧洲政治上最有经验也是最大的工人运动被粉碎。在德国工人运动失败之后，法国与西班牙成立的“人民阵线”——即斯大林主义者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形成的联盟——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捆在了一起，导致了工人阶级会在政治上瘫痪，也为之后的挫败铺平了道路。在苏联，整个领导了十月革命、保证了苏联的生存的马克思主义骨干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中被消灭了。这些事件使得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士气低落。面对着工人阶级遭受的政治挫败，左翼的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怀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甚至是其发生的可能性。
在1939年8月到9月斯大林-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同时也是二战爆发之后，小资产阶级的怀疑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第四国际的美国分部）内部也有所反映。SWP中的三位领袖——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组成了少数派，反对SWP将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少数派的观点受一位意大利作家，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的影响很多。里兹认为，一种新的“官僚集体主义”制度——也就是一种由官僚控制管理国有财产为基础的新型阶级社会——形成了。正如里兹在他名为《世界的官僚化》的书中写道：
在苏联，在我们看来，官僚才是主人，因为正是他们权力在握。他们才是管理经济的人，正像是资产阶级平常做的那样。他们才是拿走利润的人，正像所有制定工资和价格的剥削阶级一样。我再重复一遍——是官僚在做这些事。工人在社会管理中什么也不是。他们甚至没有获得剩余价值中的任何份额…现实是，集体化的财产并非在工人阶级手中，而是在一个新的阶级手里，而在苏联，这个阶级的存在已是既成的事实。在那些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形成的过程中。[6]
在SWP内部的派系斗争之初，托洛茨基就识破了少数派立场所提出的政治与历史问题，即，十月革命与苏联的建立没能建成一个工人国家，即使是一个迅速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出乎马克思主义者们意料的新的阶级统治形式。这样的理论托洛茨基从前听到过很多次。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的基于经济理论的。在俄国革命很久以前，各种各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治都预期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这里不论是“国家”还是“资本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法。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词典里，“国家资本主义”一般是被用来定性地贴标签。只要国家权力的运用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性，就统统会被谴责为“资本主义”的。如果这么使用术语，那么资本主义仅仅意味着统治与强迫。在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声称1917年10月建立的政权是“国家资本主义”了。因为任何形式的国家机器都代表着统治，且那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特质并不太重要，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们便将“资本主义”一词加入了对这个国家的形容，却无需用任何可信的方式来证实他们的分析。
因此，托洛茨基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某种剥削型社会的指控并不陌生。当这些指控是作为的苏联经济制度的解释时，他不倾向于太认真对待他们。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分类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科学的描述性术语。在这种理论里，经济必要性的元素被极端的政治主观主义替代了。但让托洛茨基严肃要对待了的，是里兹和伯纳姆的论点中隐含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性修正。在里兹和伯纳姆立场的核心里，他们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认定：即工人阶级是革命性的。托洛茨基写道：
…相反，诸般幻想破灭、十分害怕的伪马克思主义派系…都从这样的假设开始：旧政治领导的破产“反映”了无产者压根儿没能力履行自己的使命。不是所有的反对者都把这个想法表达得很露骨，但是他们全体——极左派、中派、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提那些斯大林主义者和社民主义者——都把失败的责任从自己的肩上推给无产者，却不肯解释到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无产者才能完成社会革命。
假如承认失败的根源来自无产阶级本身的社会特性，那么就要承认现代社会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7]
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托洛茨基辨别出了那种在他们之间积蓄力量的社会情绪。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在1939到1940年间表达出的悲观主义其实是更广泛的社会进程的前奏：左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只是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某一个政治倾向（即托洛茨基主义）分裂了，而是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决裂了，他们甚至不再相信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在所有表达二战后小资产阶级绝望情绪的作品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作品《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毫无疑问是最有名的。这两位作者对启蒙运动、理性和所谓技术的恶果的攻击将在一整代左翼知识分子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并非源于其原创性。事实上，他们所写的内容里鲜有特别新颖的，《启蒙辩证法》中表述的正是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情绪。
几乎是在《启蒙辩证法》出现的同时，一位追随着沙赫特曼加入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在1940年从SWP分裂后建立——译注）的SWP前成员，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写了一篇题为《根源在人（The Root is Man）》的文章。麦克唐纳的论点令人震惊地提前印证了战后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的反唯物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理念，
首先，麦克唐纳十分公开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恐惧。他说，相信科学的进步性功能、强调社会的物质而非精神条件，这些是社会主义者们犯的致命错误。因此，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们理解的“左和右”的二分法已经过时了，与现代的状况毫无关系。真正的分野，麦克唐纳写道，出现在他称之为“进步者”与“激进者”的两类人之间。他将自己划为激进者，并反对进步者：
属于“进步者”的人将“当下”理解为通往更好的“未来”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他们更多地思考历史进程，而非道德价值；他们相信，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一部分出自于科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出自于无法将已有的知识运用到世事中来；他们尤其认为提升人类对自然的掌控本身是件好事，如果技术被用于不良目的，比如原子弹，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对技术的滥用。这个定义，我认为，很好地涵盖了绝大部分现在所谓的左翼，不论是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改良派的组织，比如我们自己的罗斯福新政支持者、英国的工党分子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又或是小型的革命性组织，比如托派。
“激进者”则指的是数量还很少的一些人——大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良心拒服兵役者，以及像我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激进者拒绝“进步”这个概念，以事物当下的意义和效果来评判他们，认为科学对世事的指导作用被言过其实了，并且因此强调政治里道德的方面来重塑平衡。他们，或者说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是好是坏——从它对迄今为止的人类生活的实际影响来看——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调整科技来适应人，而不是调整人类来适应科技，即使这意味着——可能真的是这样——技术上的倒退。我们当然不是像经常被指控的那样在“否定”科学方法，而是认为科学方法能产生丰富成果的范围比现在假定的要更狭窄。并且，我们觉得，对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旧左翼的目标而言，其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历史”，而是非历史的价值（真理，公义，爱等等），虽然马克思已经使这些价值在社会主义者中变得不合时宜。[8]
麦克唐纳书中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景》的另一部分，提前印证了二战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走上的反工人阶级的轨迹。
马克思正是期望工人阶级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他的追随者今天也正看向同一个方向——只要看一分钟任何马克思主义组织对劳工新闻的报道，你就能发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虽然工人阶级肯定是任何把社会重建得更能令人忍受的努力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现在却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是马克思以为的那样。对于这一点的证据并不令人陌生，而且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会承认几乎每一项的细节。但是，他们却在要从证据中得出合乎逻辑但并不愉快的结论时，可以令人理解地畏缩了…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它从未发生。而今天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可能性甚至比1900年还要小。[9]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否定进步、否认工人阶级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革命力量，这些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左翼政治的基本原则和主题。在马尔库塞、杜娜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以及无数当代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这些主题被不断重复，不断发展。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而言，麦克唐纳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托洛茨基曾经评价说，麦克唐纳有权愚蠢，但请他不要滥用这项特权。然而，这里的问题不是麦克唐纳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而是在更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也能看到麦克唐纳提出的立场有很多回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章要远远更加有分量，也没人能质疑他们的哲学教育程度要远远更加深刻。但是，《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想法和麦克唐纳的是共鸣的。同样的评价也可以放在同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作品上，比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L.R. James）和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后者是法国刊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创始人，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如果知道了后来政治事件如何发展再去读他们的作品，就会震惊于他们的短视和肤浅。在他们对苏联的分析中，似乎没有什么能比斯大林主义官僚更加强大了。他们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政治革命的纲领贬低为可笑的，而苏联官僚代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曾预见到的新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写道：
官僚在战争结束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强了很多，他们把势力延伸到了东欧，很多和俄国在各个方面都相似的政权正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建立，这些事实都使人不可避免地看到，官僚不是一个“寄生性的阶层”，而是一个有主导性的、剥削性的阶级——新进的对俄国政权从经济和社会学层面的分析更加证实了这一点。[10]
分配给官僚一个特殊且明确的历史性角色与否定工人阶级是革命性力量这两者相辅相成。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以其标志性的傲慢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声称道，
…证明经书的真实性的是《启示录》；而有《启示录》的证据则是因为经文这么说。这是一个自我循环论证的体系。事实上，马克思的作品，不论是其精神还是其意图，都依赖于如下论断：无产阶级既是、也表现为一个即将改变世界的革命性阶级。如果这一点不是真的——它确实不是——马克思的作品就又成了它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的一个从革命性转变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和历史的（难读的、晦涩的以及非常含糊的）尝试，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一切，起点则是我们自己的现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马克思他自己和无产阶级的历史。[11]
在二战之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各个部分都越来越有意识地变得更加反唯物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工人阶级。特别是当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统治重新稳定、当苏联官僚巩固了其地位之后，小资产阶级寻求发展并阐述出了最适合维护在战后秩序中自己利益的知识理念和政治纲领。第四国际内部在1949到1953年间出现的巴勃罗主义（Pabloism）就是这一社会、政治和思想进程的表达。
黑格尔看到“智慧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只有在历史发展得更先进的阶段，才有可能更准确地分辨出在50和60年代促使第四国际内部修正主义滋长的社会力量。修正主义的出现并非源于几个困惑的人犯下了不幸的政治错误。恰恰相反，以最重要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表达）的反对者为例，米歇尔·巴勃罗（Michel Pablo）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理论和政治“错误”是二战后社会经济进程的表达。通过名为巴勃罗主义的政治思潮，小资产阶级试图控制第四国际，并且利用它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坎农发表的《公开信》（SWP的领袖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于1953年11月发表了对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公开信。《公开信》是建立国际委员会的基础纲领。——译注）、与巴勃罗主义的国际秘书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分裂、以及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1953年的建立都是必要的自卫措施，防止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被解散。
1953年的事件开启了第四国际内部长达32年的内战。托洛茨基主义的捍卫者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各种世界尺度上的、真实的社会力量都参与其中，而斗争发生时的客观条件却很不利于那些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础进而坚持革命路线的人。要记住当时参与其中的国际势力有：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国的毛主义政权，“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以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会官僚，还有迅速扩张并且相对来说有特权的大学里的小资阶层和其他高薪行业从业者。
国际委员会中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系变成了少数派。第四国际中大多数的国家分部不仅仅跟随了巴勃罗主义者，还自我解散，融入了斯大林主义和左翼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环境里。ICFI要抵御来自众多敌对政治势力的压力，因而十分不稳定。
很多我们现在可以很正确地称之为80、90和2000年代的“伪左派”的政治主题——即聚焦个人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政治——都是从50、60年代的巴勃罗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左派里产生的。在这个时代，弗洛伊德和心理学——特别是经马尔库塞阐释过之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替代方案。马尔库塞消极地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并因此认可，甚至要求寻找一个替代阶级斗争的方案，以此作为在所谓的全能的压迫性社会中寻求个人解放的基础。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找到了很多热切的门徒。一本很有名地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的书是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1968年写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他兴致勃勃地写到马尔库塞和诺曼·布朗（Norman Brown，《爱的身体》一书作者）发展出的关于马克思的理论：
…马尔库塞和布朗谈到解放时的语气是完全非马克思的。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解放是“爱欲理性”的成就，而对布朗来说，它是“以情欲感知现实”、或“一个狄俄尼索斯式的自我”的造物。要试图阐明这些理想，他们都必须进入狂想，引入神话和诗歌的意象。以此，他们奏响了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是社会科学文献中可耻地缺乏的音符…
神话，宗教，梦境，幻象：弗洛伊德正是在这样的黑暗之水中垂钓，找到了他关于人类本性的理念。但是马克思对所有这些神秘的事物却没什么耐心，他选择将大把痛苦的时光花在研究英国《蓝皮书》中的工业数据上。在这些内容里，人只作为经济人和工匠人出现…
马克思是一个愤怒的道德家，是炽热的末日毁灭的先知，也是学术上的苦行者。在眼下危机的火热压力下，他哪里有时间来将人类当做超越了被剥削的、无乐趣的经济人？[12]
罗斯扎克在其他地方还写道，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类未来的战斗不会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发生，而会是关于人类身体的。
上世纪60年代是大批中产阶级青年人政治激进化的时代。这些年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自我定义为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使用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里的十分不一样。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重点，但是不论他们自己意识到没有，他们在理论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对——他们用对所谓'庸俗'唯物主义的谴责来进行掩饰——只是在重复长久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罢了。这些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890年代，那时马克思主义正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形式成为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1968标志着激进学生运动的思想与政治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有反对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战争和针对其他社会问题的大规模抗议，而这些抗议的高潮则是在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1968年5月到6月的事件开始于学生罢课，这导致了警察侵入索邦大学。这次血腥的袭击触发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参与和干预，进而演变成了反对戴高乐政府的抗议。几乎在一夜之间，之前的学生抗议在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的面前相形见绌，甚至于，不仅仅推翻戴高乐政府是可能的，推翻法国资本主义都成为了一种可能性。
小资产阶级的抗议被无产阶级革命的幽灵压得喘不过气。法国各地的工厂中，红旗升了起来。法国的经济陷入了停滞。戴高乐在从罗马尼亚的访问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政权正在分崩离析。他紧急出访，与他驻扎在德国巴登的将军们商议，问他们是否能动员军队开进巴黎，将军们却说他们不能指望手下士兵的忠诚度。因此，一切都系于法国共产党和控制着总工会（CGT）的斯大林主义者身上，指望着由他们来控制局面。他们第一次尝试结束总罢工时失败了。CGT的领袖夏尔·塞吉（Charles Séguy）来到了最大的工厂——雷诺的工人面前，却被赶下台来。最终，由于来自共产党和CGT的共同背叛，总罢工以遭到出卖结束。法国统治阶级被从革命的边缘上拯救回来了。
当工人阶级开始罢工时，他们完全盖过了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使其显得微不足道。一夜之间，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就显现了出来。即使罢工还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这次经历却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创伤。他们在恐惧中退缩了，并问自己：“天啊，我们到底触碰了什么？这里或那里出现几场抗议…这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推翻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我的神啊，这可绝对不行！”1968年的5月和6月，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向深渊望了一眼便被吓坏了。他们与革命的擦肩而过引发了一场急剧右转的运动。
所谓的“新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和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他们虚伪地打着“人权”的旗帜，以此拥抱反共产主义。而另一群哲学家——其中有些人在理论上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或是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有关联——用后现代主义在智识层面上虚无的表述来论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
即使是那些自诩左翼的政治倾向们也能共情这些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坚持工人阶级会扮演革命性角色的那部分。作为当代“后结构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索尔·纽曼（Saul Newman）承认道，“脱胎自五月风暴的这个新左翼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或者他们至少会去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很多中心信条，特别是关于党的核心重要性、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以及无产阶级的普遍和必要地位。”[13]
对工人阶级的放弃和拒绝竟在自俄国革命以来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得到发展，这一事实令人惊心。工人阶级的斗争性横扫了欧洲、南美和北美。1968至1975年间强大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让革命领导核心的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左翼却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只有失败。一位有名的法国左翼理论家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写了一本标题傲慢又挑衅的书《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他宣称，“任何想在无产阶级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尝试都是浪费时间。”[14]
前共产党成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宣布了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他将其定义为“对所有宏大叙事的深刻不信任”。利奥塔口中的“宏大叙事”指的是将历史作为一个被规律主宰的进程来研究的方法。最基本的“宏大叙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发展出来的。在20世纪，最经久不衰的“宏大叙事”则由列昂·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呈现，他在书中解释道，沙皇制被推翻是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要抨击这一分析，就必须攻击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所有的核心元素。一位知识史的专家最近说过，“在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毫无争议地是最常出现的目标，即使有时明面上的目标不是它。”[15]
要想理解第四国际的政治经历，就必须要学习研究这一知识史，尤其是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革命纲领越来越直白的抨击的部分。
工人联盟（Workers League，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的前身——译注）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背叛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更强调斗争中核心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然而，这些斗争并非是在社会真空中发展出来的，其中是有社会学成分的。我们的党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保持面向工人阶级的明确导向，这一点的重要性非同小可。早期的党是被政治与社会地位上的分化这一进程主导的。工人联盟在1970年到1973年间经历了可观的扩张，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很多招募进来的成员是在小资产阶级激进抗议运动的环境中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工人联盟的全国秘书长蒂姆·沃尔福斯（Tim Wohlforth）自己就是出自于沙赫特曼派的运动。
在越战之后，随着小资产阶级反战抗议运动的崩塌，工人联盟内部社会分化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显著了。并不是说每个个体的政治演变都是被他或她的社会背景决定的，但是1973-74年间成员的严重流失——当然沃尔福斯及其伴侣南希·菲尔兹（Nancy Fields）的破坏性行为也加剧了这一状况——确实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一些在1960年代被激进化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回到以前他们熟悉的社会环境里。而这一政治旅程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带回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轨道内。
中产阶级的政治右转深深影响了工人联盟和工人革命党（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 WRP，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英国分部——译注）。在美国，面对沃尔福斯的背弃，工人联盟系统地分析了这场冲突背后的理论与政治分歧，理解了其政治后果，以此克服了这场危机。在英国，在艾伦·索尔内特（Alan Thornett，前WRP成员，1974年被开除——译注）的逃离中出现的政治问题却没有被仔细地研究学习。虽然WRP在组织上很快与索尔内特划清了界限，但是他的政治倾向背后表现出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却没有被澄清。WRP尤其没能将与索内特的冲突放在之前反对巴勃罗主义的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因此，政治右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力得以在WRP内部继续增长——这一点表现在WRP越来越投机主义的政治路线上，并最终在1985年导致了英国组织内部危机的爆发。
然而，当危机爆发时，国际委员会对此是有所准备的，因为工人联盟在1982到1985年间已经发展出了对WRP的理论和政治批判。对WRP的投机主义的批判赢得了国际委员会中决定性的大多数国家分部的支持。在1985年12月，国际委员会终止了WRP的成员资格。自此，第四国际内部长达32年的内战——始于《公开信》的发表——以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告终了。
1985年秋天发生的这场分裂不论是从社会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WRP内部那些反对国际委员会的人正忙着斩断他们过去与革命社会主义的所有政治上和私人的联结。WRP的领袖及其追随者没有兴趣讨论社会主义纲领或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关的问题。班达和斯劳特（Michael Banda 和Cliff Slaughter是WRP的领袖成员，与其派系在1985年从国际委员会中分裂离开——译注）的支持者中遍布着一种歇斯底里。我曾在《我们捍卫的遗产（The Heritage We Defend）》一书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1985年10月，中产阶级积郁已久的怨气在WRP内部爆发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且深感苦涩，他们受够了多年来辛苦却带不来回报的工作，对自己的私人生活现状也十分不满，急于弥补之前错失的时光，对所有关于革命的讨论早就厌烦不已。中产阶级势力由一群龙鱼混杂的半退休的大学讲师带领，他们的主观愤怒情绪在政治上以解散主义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横扫了党内大部分成员的怀疑主义的源头不仅仅是WRP领导层的主观错误，而是更根本的阶级关系上的变化，也正因如此，这种怀疑主义才是工人革命党内部一股强大的社会倾向的政治表达。[16]
1985年秋天，当有人试图用阶级来解释党内的这些进程时，克里夫·斯劳特变得非常愤怒。他曾说，“我厌烦透了人们不断解释他们到底代表着哪个阶级。”斯劳特显然不愿意讨论他自己代表着的那股阶级势力，这对他来说确实是有道理的。他在1985年展开“革命道德”的旗帜，以此合理化自己毫无原则性的政治观点，但这只是他架起的通往支持帝国主义“人权”政治的桥梁。在不到十年之内，他组织的成员就开始和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干预行动中合作了。
1985年，正当国际委员会内部的斗争接近高潮时，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完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由巴勃罗主义的主要出版社维索图书（Verso）出版。本书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圈子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斯劳特大概当时也不知道），但拉克劳和墨菲的理念为WRP提供了理论平台。拉克劳和墨菲写道：
现在陷入危机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整个概念，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工人阶级本体上的中心性，是以大写的革命作为从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基石时刻，是一种幻觉中的前景，那时一个绝对统一且同质化的集体意志会让以后的政治时刻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断言及其有效范围，那么我们是否是在与其理论中更深刻、本质的东西决裂呢：即它一元化的、想用其各式范畴来捕捉历史的本质或潜在意义的愿望？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摒弃了任何基于一个“普遍的阶级”有本体性上的优越地位的知识论特权，我们才有可能认真讨论各式马克思主义范畴在当下有效性的程度。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坦诚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后马克思的形势里。继续维持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关于主观与阶级的理念是不可能的，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也不可能维持，而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对立消失的透明社会的理念则是更不可能维持了。[17]
过去的二十五年的特点是极端的社会两极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当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主要聚焦于财富如何令人瞠目地聚集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但是，正如SEP的第一份决议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大的一部分中上阶层也能接触到可观的财富。这一富足的阶层虽然没有像最富裕的1%到5%的人那样多的财富，但是与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挣得非常多了。而这一进程逐渐导致了这个富裕的社会阶层在物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与工人阶级疏离，也正是这群人形成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基础。
我们正在考察讨论的这一政治进程不仅仅是理论不自洽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左翼对于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长久怀疑在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富足的刺激下，获得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特性。他们的经济利益越来越聚焦于在社会的前10%里获得更有利自己的财富与特权分配，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融入统治建制允许的政治框架里，因此富足的左翼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敌意便很难再隐藏在空洞的社会主义话语之下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学者不得不公开宣扬一个去除了工人阶级任何独立性角色（更不用说革命性角色了）的“左翼”政治的定义。
索尔·纽曼毫不含糊地呼吁一种新型的“左翼”政治：
[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斗争不同：它不再基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性。因此，虽然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还会以重要的方式参与这些斗争，但这个运动本身不再是在阶级斗争的规度下被理解的了。[18]
SEP和国际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美国和国际上的伪左派政治。我们的政治是基于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性的。工人阶级不只是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很多组成成分之一，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性的革命力量。党的所有努力都应朝着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做准备、并在其中取得领导权的方向进行。我们坚持，革命斗争是现实的，且只能在阶级斗争的“规度”下“被理解”。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在这阶级冲突加剧的新时期里，SEP为在工人与青年中建立影响而战斗。
尾注：
1. Greta R.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
2.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London: New Park, 1973), p. 138.
3. “Two Worlds,”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6 (Moscow: Progress, 1977), p. 311.
4. Leon Trotsk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Detroit: Labor Publications, 1985), pp. 18-19.
5. New Parties of the Left: Experiences from Europe, by Bensaïd, Sousa, et.al (London: Resistance Books, 2011), p. 40
6.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 69.
7. In Defense of Marxism, (London: 1966), P. 15.
8. Dwight Macdonald, The Root is Man, Brooklyn, NY: Automedia, 1995, pp. 38-39.
9. Ibid, pp. 61-65.
10. The Castoriadi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 p. 2.
11. Ibid, p. 28
1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98-99.
13. Saul Newman, Unstable Universalities: Poststructur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9.
14.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 21.
15. David West,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214.
16. David North (Detroit: Labor Publications, 1988), pp. 13-14.
17. London: Verso, pp. 2-4.
18. Unstable Universalities, p. 176.